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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位善良、坚强的母亲一定不会想到，她的大儿子已于1968年12月10日先他三年含冤离世。死前他的化名叫“李伍”。死后，等到田汉平反昭雪，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没有他的骨灰和衣冠，只有他使用过的一支钢笔。
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子女到细管胡同9号，做了对田汉定性为“叛徒”，永远开除出党的结论，并当场宣布没收田汉收藏的一切图书和文物，罪名源于他1935年到1937年在南京组织一个舞台协会的经历。
田 汉—细管里吹出的号角（3）
田汉走了，给这个宅院丢下一顶沉甸甸的“叛徒”大帽子。整整沉寂了九年的大院子，因为“中央专案组”的到来，突然沸腾起来。田汉的手稿、书信、照片和名人字画，以及十多万册图书，被一车车拖走，树砍了，花拔了，葡萄架砸了，房子也被一些人争相入住。整座宅院像被耍了个拙劣的戏法，变出一片无法复原的狼藉。恐怕连田汉也未必能够构思出一部这么疯癫的情景剧。
北京的天在1975年还是那么阴沉，仅仅过了一年，田汉故居的上空便天朗气清，政治气候转换之快，如同戏子在演出途中换身衣裳。如果“四人帮”早一年垮台，细管胡同9号就不会遭此横祸。现在，国歌得以重唱，田汉也早已被平反，但那段醒着的历史，如今却已沉沉地背过身去，睡着了。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1）
沈从文果然被“城市”彻底地分离了出去，在一座人口一两千万的皇城里，这个小乡下人，生前短暂停留过的房子，是理所当然留不下的。东堂子胡同51号的水泥砖头围墙上，刷着一个白色的“拆”字，字的外头还郑重地包了一个粗细不匀的圆圈。
把头探进院子里，感到一片灰扑扑、夹着点绿的景象糊到了脸上。里面的几座平房，都已经腾空了，没有门，有的窗户上，还隔空挂着几块不死心的玻璃。整个院子里，到处摊着碎瓦片，破砖头，残手缺腿的一些建筑部件。偶尔从几处墙角的缝隙里爆发出来的草丛，颤巍巍地哼着奇怪而悲恸的音调，想着某天开进来推土机，不大甘于就这样的趋于熄灭。
一
1923年，18岁的沈从文来到北京，住进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的酉西会馆。他从这时开始讲故事，给这个城市，这个没有神话作为敏感神经的、没有潮湿的山水蛊惑人心的城市讲故事。故事的发生，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宿命，都被设置在湘西。这个地方，和普鲁斯特的贡布雷一样，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却也和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即便是和它再熟悉再亲近的人，也不能进入。
翻开他的书，等于捅开了一道洞口，沉睡的无数风景从呛人的霉味中睁开了眼，醉人的泥土气正从昏沉沉的空气中显露出滋味来，沈从文穿着长袍，执着毛笔，赶着一群在夜里漫游的思绪，浩浩荡荡地压进了人的幻觉和梦境。每个人物都推来了砖块，每个生灵都拾来了瓦片，他们要在北京城里盖起一座城中之城。
从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到后来的北大教授，不知道这个14岁就从军，从地狱般的辛酸和艰难里爬出来的人，这个一直到死都操着一口湖南话，见了生人多的场合就腼腆的人，到底踩中了皇城的哪个风水脉穴。北京没有在这个无名小卒面前吝啬，大方地称了几斤尊重和爱护送他人生路上用，而且始终没有再将他抛入孤单的噩梦里。沈从文在这座城市里，仿佛待在一个老而暖和的泡影里，不慌不忙地，开始着手在文章里一一铺展开他眼里美的图景，为人的性灵做一幅“可游可居”的山水长卷。
沈从文没有兴趣做高深飘逸的哲人，也没有雅致做苦心孤诣的苦行者，在北京的六十年里，他始终乐呵呵地当一名扛着铁锹的工人，本本分分地做着挖掘美的工作。在文章里宽容地安顿下“小儿女”的悲欢，淡定地一笔一笔写下他对“人”的理解和希望。然而，一副南方人的体格，却并不妨碍他骨子里留着楚人滚烫的、悲剧的血。这个乡下人单薄的夹衣里捂着一个不小的野心：他要来为这座城建立一种宗教，一个信仰。
这么说是不是过分了？
二
沈从文刚来北京时，靠远方的亲戚关系才免租住进了酉西会馆，因为谋个生计太难，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才索性写作，坐以待“币”，姑且先保全一条快饿死的性命。况且在他最初的几篇文章大都遭到难堪的冷遇时，他一度心灰意懒，甚至想重操旧业，跑回湘西旧军队混饭吃，如果不是1924年11月13日那个下雪的夜晚，在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里走进来了郁达夫，请他吃了一餐饭、留下了饭后找剩的钱、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还有一句“好好写下去”，恐怕文学史又该有了另外一副表情。
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给了一个在寒冬弥留的游魂一把烧得正旺的柴火，才使得他苏醒过来。对于这样一个迫于生计的人来说，怎么会有如此的抱负，况且，就算他这一辈子已经过去了，在很多人看来，沈从文也并不真正够的上文学家的名号。“大隐隐于市”，这个孱弱的男人，只是一直不紧不慢地观望着现实，丝毫不放松地垒着他想象中的“希腊小庙”而已。他的手似乎只能摸到乡村最柔软的精神坚壳，他的鼻子似乎只能嗅到自然最动人的泥土香气。
沈从文没有写他此时身居其中的城市，这个可能成就也可能毁掉他的大院子，而是像个梦游者似的呓语着一个地名：边城，这个名称本身就暗和着某种孤单和不合群的心思，渡船徘徊在一条河的两岸，把一条原本应当远远延展的时间，死死地打上了一个结，时间成了一个圆，没有头尾地一直循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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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2）
中国人有把任何悲剧转化为喜剧的超凡能力，无论过程折腾得多么煎熬，结局必然是欢天喜地的大团圆，人们以此给本质残忍的人生增添美的成分，而沈从文毫不回避自然的残暴，直接通过对“死”的叙述，使人体验人生之“大美”。
翠翠的存在，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自然的轮自转到一定周期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爱人，最后也没有了爷爷，可读者却觉得翠翠的生命依旧生动和饱满，仿佛明明是一张构图完满的画，但是在拿掉了几个构成的支撑点之后，却没有感到一点缺失和不和谐感，有某种无形的物质在人物消失的一瞬，马上填补了空洞。
作品中人物开口说话的时候，作者就得闭上嘴。翠翠挣脱了沈从文的支配，转而成了在沈从文身体里流淌了一辈子的一道暗涌。
翠翠的父母，因为爱情而踏进了悲剧的雷阵，翠翠的爷爷，因为亲情而最终绊倒在悲剧的圈套里，翠翠的儸送，则直接扮演起了“悲剧”，这些痛苦累加在一块，已经够把几颗坚强的心砸得粉碎了，然而，在这所有的一切都按沈从文预示的情节发生之后，翠翠的生命却依然蓬勃地配合着天地生长的节奏，似乎她的命运已经被自然领养，不再受任何人力的左右。
翠翠的生命在不断分化，每一个部分都与山、水、虎耳草等等其他的生命现象黏附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仿佛与边城里各种原始的生存狂喜合为一体，并正当我们在酒神陶醉中期待这种喜悦长驻不衰的同一瞬间，我们会被痛苦的利刺刺中，无论是爷爷和大老的死、可能“明天”回来的二老，还是留下泪来的翠翠，都使我们感到难受和茫然，但是，纵使有恐惧和怜悯之情，我们和翠翠一样，仍是幸运的生者，而且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与众生一体，与创造生命的生殖欢乐紧密相连，这便是在合上沈从文的书时，一种涤荡了五脏六腑的清净的来源。沈从文不断塑造出一个一个永恒的现象，用以克服个体的个别的苦难。眼睛里含着落日和黎明，浑身散发着雷雨过后的清香的女子，用强健的美感战胜了生命程式中固有的苦恼，把苦难从自然的面容上抹杀得干干净净。
真是庆幸，上天给了沈从文这样的一双眼睛，让他不小心瞥见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