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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康的警告令我心惊，就像我险些误入歧途。这天老康向我展示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泛黄的照片显示出年代久远。一位身着军装的慈祥老人，正好俯下身体向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士兵伸出手来，士兵负了很重的伤，头上打了厚厚的绷带，像个石膏模型。我虽然无法穿透岁月的雾幛看清伤兵表情，但是我通过照片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士兵的激动心情，因为从年轻士兵不顾伤痛支撑身体去握老人双手的热烈姿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照片笼罩着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神圣气息，它让我想起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小将。
老康低沉的声音从身旁传来：老人是金三角游击队＊＊主席，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我说：那个叛徒是什么人？是知青吗？
老康默然。我转过身来，看见墨镜后面两只弹坑对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黑洞里。后来我听见老康说：写写我们境外知青吧，那么多人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他们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吗？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应当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分手的时候，盲人摸索着起身送我，我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应当付多少采访费？
他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欲擒故纵……你说我能收什么费呢？
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自己的过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天花板，好像在数上面的星星。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过朱小迪介绍，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很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当我按照约定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长着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没伤着要害，但是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心里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创伤等于光荣的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16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就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业，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曾经也在境外从军多年，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我们的话题围绕金三角境外知青展开。梁晓军夫妇是一对称职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举行一场战友聚会的。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干部、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
1。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落实最高指示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十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2。越境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
他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学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游击队员邬江河。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