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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终于攻进火车站。
第一个宣告占领并升起游击队红旗的幸运者是个火箭筒手，他居然毫发无损，连日激战只给他年轻的脸庞上涂抹许多硝烟，让他看上去像个白牙齿的非洲黑人。他冲进火车站时敌人已经逃走，弃下许多尸体、枪弹和一台老式蒸汽机车，机车生火待发，不时排放巨大蒸气，好像一匹喷鼻蹶蹄的战马随时准备扬蹄而去。
必须破坏敌人火车，这是一个常识，否则敌人随时可以利用火车增援或者逃跑。代理队长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人们看见那个最先冲进火车站的勇敢的火箭筒手就自动地行动起来。他丝毫也不隐蔽自己，肩扛火箭筒，仿佛决斗者一般，以一种壮烈的姿态扑向敌人空无一人的火车头。人们甚至来不及提醒他，或者阻止他，他就抵近火车发射一枚威力强大的火箭弹。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火箭筒手的安全距离至少应该达到20米，所以即使过了几十年，人们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十分困惑。他们摇着头说：他不是新兵了……他怎么会这样呢？
随着一声巨响，火车爆炸了，人们看见黑脸的火箭筒手突然被一片灿烂的流星雨包围起来，武器从肩头上跌落下来，瘦削的身体失去重量，轻盈得好像一片随风飞舞的树叶。这是我所听到关于境外知青战斗故事中最为离奇浪漫的一个。火箭筒手被爆炸的火车碎片割断脖子，他是突击队中惟一一个被自己消灭的知青。
需要提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小时，敌人大举反攻，把残余突击队赶出火车站。
8。建国
2000年，我们三个童年死党，二杜、大头和我一道登上开往外地的支线火车。火车开得很慢，车厢很脏，像尚未脱贫的乡村。短途乘客多为郊县农民，他们坐在火车上很开心，跟回家一样，随地吐痰，往窗外扔垃圾。列车员则把自己束之高阁，根本不出来为上帝服务。
我们此行是去探望一个名字叫做建国的老知青的家。建国是二杜的游击队战友，现在身份是烈士。他就是那个与敌人火车同归于尽的火箭筒手。
在一个县城小站我们下了车，二杜瘸着一条腿走在前面，我和大头紧跟着他。冬日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这座简陋的小县城，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古老的梦里。不久我们来到一幢老房子跟前。房子看上去很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歪歪倒倒地与更多年迈老人拥挤在一起，彼此搀扶着。二杜熟门熟路地推开其中一扇房门走进去。
我看见海水样的阳光一下子涌进黑乎乎的屋子，无数栖息在黑暗中的灰尘仿佛受了惊吓，纷纷扬扬地飞舞起来。室内光线很暗，像一座亘古不变的海底世界，等到眼睛渐渐适应，我看见我们面前多了一个老人，不用说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老知青建国的父亲。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眼前这位知青父亲更加衰老的老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具活着的标本，老人家对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激动，喉咙里发出一些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声音。二杜扶着老人，侧着耳朵，像亲生儿子那样频频点着头。我惊讶地看见老人流泪了，一颗混浊的老泪从老人家干涸的眼窝里慢慢地渗出来，就像沙窝里的一滴露水。我们都被眼前这幅景象感动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明老人多么需要人间关爱啊！二杜亲热地执着老人的手，像一对关系亲密的父子。老人在二杜搀扶下慢慢回到床上，然后像一棵消息树那样倒下去。
在我看来，二杜并不擅长谈话，他是个谦虚的人。但是此刻我的老同学一反常态地变得很爱说话，简直像个饶舌的老太太。我当然理解二杜的苦心，这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确实太寂寞了，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老人独守着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晚年生活，而这一切灾难的原因都源于他们惟一的儿子建国三十多年前的不幸阵亡。
建国牺牲后被追记三等功，追认革命烈士，但是荣誉无法补偿他给父母带来的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他这个惟一儿子。他们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因为那个战场太遥远，属于另一个国家。老人也不能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因为建国是私自出境，也就是说，老知青建国参加境外游击队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类似自费留学，所以他即使做了惊天动地的外国烈士也与中国无关。
不管怎么说，建国的死重于泰山。然而烈士父亲眼下的生存困境则令我们的心情一片潮湿。我关心的问题是，儿子建国的一时冲动给他们年迈的父母带来怎样一场旷日持久的灭顶之灾呢？
老人没有亲人，全靠退休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都得靠一个本家侄媳妇做好了送过来。我本来期待同老人谈谈心里话，但是老人吃过中药之后就归于沉寂，与荒凉的老房子融为一体。其实一切语言皆属多余，我眼前的一切：沙漠般的房子，枯树般的老人，凄凉冷落的夕阳晚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吗？我的一颗心忽然跌进一个很深的地方去，雄心壮志烟消云散。
二杜在桌子上悄悄留下一千元钱。我和大头也掏出钱来，但是遭到近乎粗暴地拒绝。二杜蛮不讲理地说：建国是我的战友，跟你们没有关系。
回程途中，车轮敲击钢轨发出流水一样无休止的单调声响，二杜脸色阴沉，目光始终望着窗外。他忽然没头没脑地抛出一句话：建国白死了。
大头问他：你跟谁说话吗？
他却变成一棵树。
1。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机身亡，史称“林彪事件”或者“九·一三”事件。
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我们农场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还有一个男知青，他不屈不挠地逃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他理所当然被关进牢里。更多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真诚的心灵，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被伤害，就像少女被骗失身。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98年，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许多知青纷纷拿起笔来撰写回忆文章，一个名字叫做张永江的知青回忆说：林彪事件爆发时，我放声大哭，感到天空一片黑暗。我不是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副统帅悲痛，而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绝望。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痛苦的事情呢？
另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当时日记里困惑地写道：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
女知青荀晓红说：那一刻起，我竟有种新生的感觉，像脱胎换骨，也像大梦初醒。我对自己说，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我们知青也该回家了。我下定决心回家，越早越好……
……
2000年，我采访许多境外知青，询问林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异口同声表示，林彪事件并没有动摇大多数境外知青的革命信心。
梁晓军说：林彪事件之后我父亲出来工作，曾让我回国。省委大院那些跟我一道长大的同伴，有的当兵（解放军），有的进机关，有的上大学，总之只有我在境外打仗。不过我不后悔，出境打仗是我自己选择，与林彪无关。
康国华说：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林彪事件让人深感意外。不过那是国内的事情，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根据地进攻，我们必须保卫根据地，取得战争胜利是当务之急。
潘国英烈士的战友常春光是个老红军后代，他对我说：革命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你。那么多知青献出宝贵生命，他们不是为别人而是为理想而战。我坚信我们的理想是伟大崇高的，它绝不会因为出了区区几个逃兵叛徒，还有林彪事件而发生改变。
另外还有老红军后代黄瑞新、曹光福，军队干部子女刘丽（女）等等，他们都坚持战斗在金三角战场上，许多人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国内来。
2。逃兵
1972年旱季，我和大头被抽调到伐木队，开进亚热带雨林砍伐树木。
边疆许多深山老林都是无人区，那时候不懂环保，我们的任务是将大树砍倒，把原木肢解成木板，然后等待马帮运下山去。
我们在山里安营扎寨。大头带来一只小白狗，取名“白粉”，它是大头用一瓶高粱酒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