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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
《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G。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