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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场合的间隔期，家族和客人通过建议和服务的交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家族成员代表着亲族势力与当局和法庭一道干预到私人事务中，并以各种方式彼此帮助。因此，亲戚们彼此出入家门；他们感受到与其它家族成员的团结，也时常感受到与其他家族成员的亲情（虽然有时候这种感情很难出现）。人文主义者普拉蒂纳以科西莫？德？美第奇教诲儿子洛伦索保持家族和睦应遵循的规则为例，强调即便在社会的最高层这些服务也非常重要：“爱你的兄弟，爱所有的亲属。不要仅仅对他们表示尊重，而且邀请他们参加商讨事务，不管这些事务是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不管怎样，亲戚的建议总是比那些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建议更有价值。”
团结受到考验（1）
家族的团结经常受到考验，堂兄弟关系和远房兄弟更是如此。对家族团结的一个威胁来自于这样的现实，即个人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外出（很多人喜欢这么做）；另外一些人因为政治成败而遭到流放。死亡也会损害家庭联系纽带，尤其是共同的祖先被大家忘记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认为祖先生活在记忆中或生活在天堂中，即便已经去世，也继续在家族世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连同人文主义者），寻求保护自己不受这些危险的伤害。
私人通信
家庭成员分布范围广泛是意大利传统中一个古老的组成部分。数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商人游弋海洋周游世界。小麦、牲畜、油和其它日用品的经销商，在离家周围数英里的农村地区穿梭往来。农民也经常去城镇，且短暂勾留拜访亲戚或移居大城市的老邻居。十四、十五世纪，市民需要承担日益庞大的国家机构所带来的负担，使这种情况越发严重；大使、省级行政官员和法官经常得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政治清洗使流放队伍膨胀。许多家庭不得不适应父亲或儿子生活在离家几天路程（如果不是更远的话）的流放途中的情况。
与生活在国外的人保持相当规律的联系。在川流不息的旅行者中间，有些人总是愿意携带消息和口信。“我无时无刻都在焦虑地等待着盖拉尔多（他自布鲁日来）的到来，这样，我就能从一个活人那里听到你的信息，获知你的健康状况和安宁幸福，”这是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1459年写给儿子的信。家庭成员可能要上路去与离家的亲人团聚。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孩子曾几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住在欧洲相对的两端——那不勒斯、布鲁日和佛罗伦萨——为什么不能到阿维尼翁团聚呢？问题的复杂使这个计划及其它许多计划都无果而终；人们谈论游览比萨或博洛尼亚，但是总是呆在家里没有成行。等待人们主动来访可能意味着完全失去与他们的联系。
但是，信件联系是一直存在着的。私人通信是十四世纪意大利人的自豪和快乐。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通过信件交流商业信息是一个可靠而忠实的意大利商业技巧。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商业信件中日益加入了纯粹的私人通信。人们渐渐习惯了写字台：男人传递信息和传达命令；女人回信并提出建议；孩子送出爱的信息；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呈递帐目。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知道如何写信。社会等级越低，她们拥有这个珍贵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少，文盲问题在十五世纪的托斯卡纳地区似乎得很严重。一些男人也是文盲，尤其是劳工和农民，但是男人文盲的人数要比妇女识字的人数少。截止1380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们有着明确的写信需要和愿望；大量的信件保存了下来。1360年至1380年期间，私人通信数量急剧上升，至少在佛罗伦萨是如此。
每个人都可以接发信件。分成农有时通过信件的方式从地主那里接受指示。（锡耶纳，1400年）。其它信件在严格意义上说是私人性质的，主要是关于家庭事务，关于私人感情和利害关系，尤其是女人，她们的信件堪称是这种类型中的典范。儿子们被美第奇流放的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23年里（1447…1470年）坚持不懈地让他们知晓家内事务。她的女婿、女儿和小马坦（那时他12岁半）也给他们写了很多信。两个流放的儿子给他们回了信。家庭生活依然保持着紧凑。
团结受到考验（2）
通信对象（carteggi）范围很广。写给亲戚，朋友以及委托人的信件不仅揭示了私人关系的范围，而且也表明了他们与公共事务、公共机构的联系以及信件在整个行政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举例来说，佛罗伦萨人福雷斯？ 萨凯蒂1405年担任佛罗伦萨最高执政官，1411年重返政权，多次在孔塔多担任城镇镇长或乡村村长，他时常收到写在折叠数次的小纸片上的便条，纸片背面还带有地址。通过现在幸存的一些纸条判断，有时每天好几个，尤其是当他有任务要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写信人的范围很广。萨凯蒂的随从人员当然在其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他的雇员皮耶罗？迪？乔瓦尼经常定期报告关于他的不同产业的状况（关于收割、农民、供销等等信息）。如果需要，他会一封一封的给他送信： 1417年11月15到30号，他就送了四封信。萨凯蒂的亲属好像并不擅长写作，但是一些想念他的朋友用真挚的或令人着迷的小便条来表达他们的感情。虽然用字不多，但内容充实：“福雷斯，我去打猎而且收获颇丰。我将这只兔子送给你。如果你喜欢，和我忠诚而优秀的哥哥乔瓦尼一起分享。”不论在还是不在，福雷斯的朋友都在心里记挂着他，这从话语和实物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其它写信的人询问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和职业；如果遇到有差错的事情，信件的关注就会转向焦虑。塞尔？巴托罗梅奥？戴伊远离家乡在米兰的时候，希望不断得到关于将要分娩的一个女儿或儿媳妇的消息。他的姐夫在十天的时间里给他写了三封信（1489年5月1日，5日和10日），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年轻妇女的健康情况，然后，在她怀孕九个月的时候，其状况引起别人的关注：她的腿部严重肿胀。
这些亲密熟友的书信被大量的其它信件所淹没，这些信件来自远亲、委托人甚至来自不同阶层、阶级和职业的从不认识的通信人。如潮般涌来的信件是写给这位公共人物，这位用他的权威和影响力为通信人谋利益的当权者；大多数来信都是请求得到某些恩惠。研究这些信件会把我们带入超越私人领域之外的地方。但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并不总是那么截然分明。许多写信者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在信中语调温和，语气亲切，有时甚至使用私人生活的词汇，希望利用诚挚的尊重语气，创造一种收养式的血缘关系，从而使收信人干预他们的事情。每个人都称呼福雷斯？萨凯蒂为“阁下”，以向他高贵的地位表示敬意。更谦卑的写信者还加上了“尊敬的”（onorevole）一词。用“尊贵的”（magnifico）之类的词汇则表示尊敬（而不是谄媚）臻于顶点，甚或更夸张的称呼：“如同兄弟般的尊敬的阁下”（onorevole maggiore e fratello）（贵族或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成员使用的称呼）和“如同父亲般的尊敬的阁下”（e padre）（其他社会成员所用的称呼）。“父亲”一词在一封信中会出现三、四次，用来表达像“将我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就像放在我父亲的身上一样”或 “乞望你就像乞望父亲一样”。 福雷斯对这些请求的信件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当然有时这些请求会以更加具威胁性的口吻再三申述。他对这些人的请求做出调查，咨询法理学家，一般都会显示自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主人。尽管某个人的荫庇者人群或许并不那么稳定，但它确能给主人提供确定不移的政治好处。佛罗伦萨的回忆作者们对此毫不隐讳：要愿意帮人忙，不要树敌。但给他写信的人（他们并不全是伪善）所戴的熟识亲密的面具，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