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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台海复杂的政治格局，适时作出了决策。
1955年4月23日，身穿银灰色制服、举止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团结会议上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有限的军事行动（8）
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给缓和台海局势带来了转机，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从来自地球上各个角落交响轰鸣的回声中，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彼岸，在北美洲的土地上，传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声：美国新泽西州的永久性移民，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主张：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立刻分辨出了这个过去曾经是自己的敌人，但今天却是热爱祖国的人的声音。他们从那个流落异乡的政治家的简短声明里，感觉到了他对过去的悔悟和对祖国所表示的忠诚。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没有仅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体谅一个背弃祖国的人痛苦的呼声。他的脑子里，构思着中国革命光辉未来的宏伟蓝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祖国的统一。他要树立一个榜样，让中国共产党从前所有的敌人都看到，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团结自己的朋友和同盟军，即使对过去的敌人，只要他们改变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同样有他们平等的一席……
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作出积极响应。4月26日，杜勒斯发表讲话，表示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同日北京对杜勒斯的讲话作出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马祖的炮击立即减少，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
这一局面，使台湾当局顿生猜疑，惶恐不安，“外交部长”叶公超忿然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如果美国背着台湾进行‘停火’安排，台湾将不再视美国为盟友！”
紧接着台湾“行政院长”俞鸿钧对美国记者又发表谈话：“台湾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并否认台湾曾与美国就与大陆和谈问题达成谅解。
至此，台湾与美国的裂隙公诸于世。
华盛顿见蒋介石不听美国摆布，使美国隔绝两岸的如意算盘落空，弄得十分尴尬。鉴于蒋介石在大陆时领导的政府政治腐败，经济瘫痪，军事一败再败，威望一落千丈，华盛顿立即密谋“换马”，另觅有利于美国的新代理人。当“换马”风声暗涌之际，已知美国意图的蒋介石立即想到与美国渊源非同一般的孙立人。孙立人是蒋介石退台后的陆军总司令，早年留学美国，是曾到华调停的马歇尔将军的校友。蒋介石认为他是美国欣赏的人选，即采取断然措施将孙的亲信郭廷亮逮捕，罪名是策动兵变，企图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孙被控为兵变后台，因此而遭长期软禁。接着为防不测，蒋介石把美国政府欣赏的另一位人物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驱逐出台湾。华盛顿对蒋介石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表面上以容忍的姿态未加可否，但暗地里“倒蒋”的活动并未停止。……
毛泽东从祖国统一大义着眼，迅速抓住这一时机，向台湾当局发起和平攻势。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郑重而明确的宣告：“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进入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和平争取工作为辅的新阶段。
世界各大报纸以显目的通栏标题，报道“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6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再次表示：“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国际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则是内政问题，决不能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此为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愿意和美国谈判，欢迎其他关心此事的国家出来斡旋。中美间没有战争，不存在停火的问题，更不能以停火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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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军事行动（9）
无疑这些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去了。
英国驻华代办纪维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分别专程访华，英国、印度愿意充当中美间的调停人。尽管台湾当局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中美会谈，美国通过英国与北京商定，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代表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
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谈判，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没有政治接触的局面，为中国部分调整对外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方针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上重申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内政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商谈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稍后不久，周恩来再次呼吁，“希望台湾当局在其认为适当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点，同我们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和条件。”
尽管蒋介石在台北声称：“以打击对打击，台湾绝不与中共谈判，对任何方式的和谈都坚决拒绝。”但台湾的股市由于北京对台湾政策的改变由暴跌猛然回升了！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1）
1956年春，中共中央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建国后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激动不已。他在北平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与新政协工作，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与国共双方决策人物都能说上话的老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新一轮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为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湖南沅陵人，章士钊也是湖南人，是同乡。抗战时期，许孝炎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上海，许孝炎在南京当立法委员，后又到天津任《民国时报》董事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去了台湾。他们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蒋介石。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据蒋介石身边的人后来透露，这天夜里蒋介石寝室的灯光，长夜不熄，他失眠了！岂不说他对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