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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宣言》《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思想的总的基础。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再三攻击先生的民族、民权主义，认为人民程度不够，不能实行共和，殊不知训政就是使人知的一个过程。
义和团大乱之后，国人感觉清政府是民族复兴的大碍，他们中守旧的成分好像滚雪球一样发展。
慈禧西逃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一直到1904年的四年内，她裁汰好几个无用的部门，废黜科举，设立学校，派学生出洋，准许满汉通婚。
到了1906年，厘定中央官制，保存军机处，设立十一个部，这当然也还过得去，但他们却借此收回了汉人的权限。
以后的几年，他们也自在精心策划挣扎，铁良和良弼设法将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剥夺了。宣统继位的时候，他父亲摄政王的第一条命令就是罢免袁世凯。
同盟会则在这几年中积极从事武装革命。1906年同盟会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湘、赣会党在浏阳河萍乡起义，中山先生在河内成立革命指挥中心。1907年潮州、惠州、钦州、廉州、镇南关各处起义。1908年河口起义。光复会的活动，以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为高潮，秋瑾继之，熊成基在安庆起事。
汪精卫、黄复生谋刺摄政王的时候，中山先生、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筹划大规模的针对清政府的进攻。
黄花岗起义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心理上则大为成功，革命的精神从此深植国民的脑际。
稍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本来这也无可非议，不过邮传大臣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政府已经丧失人心，民营公司的股东要大失利源，铁路问题就引起民间反对，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
同盟会策略重点在广东，这时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重点开辟长江流域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部，谭人凤着手中游的两湖。
湖北新军的蒋翊武在武昌组织文学社，推动革命。湖南焦达峰、湖北孙武、居正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都有部分同盟会会员在其中，但指挥关系并不直接隶属于同盟会的支部，人员之间就有些摩擦。经谭人凤调解后，两会开始合作。
辛亥武昌起义的首领是新军中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攻入武昌，总督瑞澂、统制张彪及文武官员弃城逃走。
吕思勉《中国通史》第五十三章《清朝的覆亡》中对清王朝最后几年的政情梳理最为简明真确。吕先生写道：
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革命团体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说：“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见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能力，虽似不如下层社会，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层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
素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初主革命，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于是立宪、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因对于清朝的失望，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日俄战争而后，利用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其议论一时尤盛。
清朝在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于是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情形，以定实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满足。1908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九年。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相继而死。德宗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年幼，载沣摄政，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则恣意妄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1910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乃勉许缩短期限，于三年后设立国会。然以当时的政局，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此时的新军，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远较会党为强，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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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1）
（一）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其《中夜不寐》有云：英雄欺世惯，贤圣误人深。
上句实况，下句武断。圣贤就其言论而言都是可供参考、可供借鉴的。英雄借为欺人之具，那就和圣贤本人无关了。即令此圣贤不出生，他也会另觅意中人，此一点真可说是防不胜防。
但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的。当年先进的左翼文人，要“把月亮一笔勾销”，要清算月亮，进而视赏月和吃月饼，也是封建的、落后的、旧式的。可是林语堂先生反驳他们，“而与女学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因巧克力糖来自西方”。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自然也为其所不容。如此之西化，则此辈所要的西化是何物，也可不问而知了。只要西方的外在，而鄙弃其内里。
其实这不是他们的文化观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酱缸里面浸泡太久，或者根底浅薄见风就是雨。
关于传统，备受抨击。对其反诘，只需一问：希特勒极喜欢瓦格纳的音乐，我们能说这音乐煽动了、鼓动了、发动了他的杀人神经，或给了他杀人的暗示吗？在美国那样合理有效的政治框架之下，他们所读的，总不会是什么经书了吧？但照样有很坏很坏的人，极左高烧倘若不是胡佛、麦克阿瑟，不是里根等人的锐眼，并依制度的力量予以掣肘，恐怕是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帝王对文化，多是别有用心的，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吴虞喊打倒孔家店，我看该打倒的是慈禧太后，是袁世凯、张勋、张宗昌……从秦始皇到袁世凯都有个人的原因，缺德，寡情，恶形恶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圣人没有教他们杀人越货……传统文化讲求的责任、良知、道义，在他们历代的统治中何曾见到丝毫的影子？
最切要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的结构，根源是政体文化，造成这样的局面，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自可继之，不合理成分，则非而弃之。
传统家训的温、良、恭、俭、让，和美国的公民教育，我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美国的家长，不为孩子创业，鼓励个人奋斗，与古来士大夫家书“不靠祖宗余荫”的想法，也可说是同声同调的。
制度对了头，政治上了轨道，文化就不成其为问题。
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阿奎那“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就有许多做恶事的机会”。他们都怕钱对人心的腐化。其实不是“钱”，不是那铜钱纸币或硬通货，而是人性。因此需要体制框架，在没有这样的框架之前，东、西方的哲人提出正人心，多数还是出于好意。但由于没有框架支持，就会流于玄虚、空洞、说教，或为乌托邦试验家所利用，于是人民大起反感。
最紧要的是宪政的框架，*的模式，三权分立的制衡，国会立法的独立，政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传统文化也会变成、也可以变成“建筑材料”，即文化建设的基本因子。
日本、韩国甚至柬埔寨、缅甸都已实行大选，我国台湾地区，他们对传统文化并没有恨之入骨，相反，善而用之，善而化之，也就善而享之。
林同济先生说的中国传统官僚的四种毒素：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胡适说的中国的病根在贫、懒、奸、滑……都似是而非，错在认为罪恶是这些灾难的原因。有的是结果，如贫穷困窘，不是原因。又如钱神毒，货币实为社会人生之所需要，只是专制下，没有规矩，没有游戏规则，或其规矩制下不制上。就人性而言，除少数圣徒外，没有不爱钱的，莎士比亚剧本中的那一篇有名的“钱神论”，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和人性。腰间无铜，困住英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关键看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下去规范人性的负面盲动。所以根子是在体制上，即在政治文化上。从来没有享受*政治的，没有资格攻其弊病。然而假如专制得以祛除，享受*政体有日，再观其民性，则由鬼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