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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亲哥哥载沣的关系入主中枢要津，载泽因为他的妻子是隆裕的妹妹，他的势力也与奕劻相等，这些人都是每天忙着卖官鬻爵，盛宣怀大借外债引起人民反对，于是他们命令赵尔丰入川，肆意屠杀，后来引发了武昌起义，清廷慌不择路，赶紧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阳奉阴违。
武昌起义前，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说是只有他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氏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烘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
袁世凯重新得势，采取“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深秋时节，袁氏部下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即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这年底，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并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
亲贵集团，因为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站在人类历史的错误一边，人民和历史迟早会把他们淘汰掉的，他们很清楚*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最终归宿，他们只是想尽量争取时间，如果能够继续贪污*，让自己的家族和利益集团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供他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千秋万代，也就可以了。
北洋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善好使用各种公式化的温情套语，但他们彼此之间搞权谋，总是人利用人，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工具。他们只不过是用温情套语包装其阴谋恶念而已；用“有情有义”来维系集团的利益；一旦形势改变，为了自保就相互之间彼此出卖背叛，做尽无情无义的事。那一套伎俩，其实已到了末路！
清廷的法子是：推宕，延迟，预备，或者予以名义，随便改个官制，就叫做宪政。等来等去，看不到尽头。俟河之清有日，奈人寿其无多。生命经不起消耗。
可以想见，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实行宪政。就算它是真的要逐步扩大宪政，要看到全国实行宪政，恐怕少年要等到头发白，专制皇权又不知要到多少代了！鉴于在清廷**和谎言所维系的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他们的这种假改革、真拖延恐怕还拖到下一代就会归寝史籍了。“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这一假立宪，换来了真革命。
志士们无论需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决战*的意志绝不改变。他们坚信：*必败，自由必胜。清廷逆天而行，已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正在自掘坟墓。经过同盟会椽笔批判的清廷，面临着建政两百六十多年来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慈禧生前，试图用高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她在危机迫近时节的表态，这是她的惯用手法：用变法来提高自己的人望，获取人望之后，马上向后转。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清廷冥顽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反人类罪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这个集团是万恶之源，是人民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他们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每况愈下的奴隶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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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1）
1995年初，陈四益先生因在《读书》上讥弹出版界贪多求大的虚浮作风，给牵入一场国学热意义并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争论之中，前后过程及争论焦点，收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瞎操心》一书之长篇后记里头。在由一篇短文引发的一番驳辩通信中，我们看到陈四益先生那种品评有据、有真是非的读书人大担当本色。
就文明进步而言，则今日之文明，莫不自淘汰而来，而在文明与野蛮的搏战过程中，起伏跌宕，远非一条直线运作；在很多时候，野蛮的恶势力更会长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所进行的淘汰，就是反文明、反进步的逆淘汰了。章太炎先生说清廷窃国近三百年，“传嗣九叶，凶德相仍”。这当中，自然包括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残酷毁损。清初诛灭知识分子九族的文字狱，这几年言者已多；到乾隆这一代，又兴起另一*高峰，乃逆淘汰之重灾区，则知者甚少，这场集中而大规模摧折中华文化精神的*运动，在官修《四库全书》时集中体现出来。
不算历代以兵燹、水火灾害的淘汰，中国古书有十万种，《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多种，只是其中较少一部分。但也已卷帙浩繁，今之读书人难堪一问了。任松如先生《四库全书》答问中说“四库全书之名，读书稍多者类能知之”。然而究竟知之多少，又大可存疑，一般人充其量模糊晓得它是一部硕大无比的钦定大书罢了，无形中被它的硕大吓倒，而加以颂祷起来。
陈四益先生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5月2日、5月9日、5月16日）的数万字长文——《〈四库〉四记》，即针对“近些年来，由于商业化的炒作，《四库全书》则被有意无意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这些重大是非问题而写。
《〈四库〉四记》就乾隆下诏征集、编纂《四库》前后全过程所贯穿的深文周纳的手法和阴谋加以透辟揭露，并加评论中说，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四记依次是：《搜书记厉》《焚书记烈》《删书记酷》《编书记疏》，外加《赘记》即结说一节。全文从无可辩驳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入手，褫其画皮，现其原形，通篇感慨浩劫，体重思精，对知识界、读书界、青年界大有开智识、振元气之效用。
在《搜书记厉》中，陈先生指出从清初到乾隆，文字狱一代酷于一代。清初是大肆的肉体屠杀，扬州、嘉定、金华、济南……血雨腥风，阿鼻地狱，政权稳固后文网繁密，进一步*汉人的文化自信心及文化反抗运动。开始下诏，条件优善，然而效果不理想，征书受挫，乾隆立即做出慈祥的样子大加宽慰，百般体贴，什么“记载失实，固所不免”，“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这恐怕也是古今屡见的引蛇出洞的手法。先引诱，后威胁，重点放在江南，直至下诏的第二年发出最后通牒，紧接着又列出黑名单，看出乾隆早有腹案。陈先生分析道：“乾隆并不曾把汉人看作同满人一样的中华民族，因而也并不在乎汉民族文化的保存，如果汉文化威胁了满人的统治，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或破坏这文化的。”针对皇帝步步紧逼的征书命令，陈先生说：“图穷匕见，寓禁于征的用心，至此已告大白。”这当中，乾隆树立了征书地方官先进典型，为仿效的榜样，随后又加罪将其打倒，涉及在案者斩决，“妻、媳给功臣为奴。”陈先生指出这场搜禁“运动”，比编纂《四库全书》的时间长得多，“乾隆对于查禁书籍的兴趣，远比编书要浓厚得多，其查禁的手段也比历朝帝王（包括秦始皇在内）狠辣得多”。
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2）
章太炎先生的《哀焚书》认为，金、元以外族入主中原，其毒滔天，然“未敢以去故籍以腾奸言也”，到了乾隆，“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督佗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烧书之详情，见陈先生《〈四库〉四记》之第二节《焚书记烈》。此节指出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放开手脚，大烧特烧，一类是明人著作，多抗清内容；“一类是当代人著作，主要是不驯顺，不合作，不甘心做奴才的文字”。铲除的办法，又靠两种制度，即书籍送检和鼓励检举揭发制度，并且乾隆信不过地方官，把书籍书板通过长途运输送到北京销毁，其奸凶一至于此。陈先生引出乾隆极为情绪化的批示后说：“有了这样的批示，下面的查办自然如狼似虎了。”其中对不少著作的穷搜迫查已类近现代非常严密的刑事侦案手法，延续了19年的焚书运动，陈先生有逐年的详尽细致的统计，“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余种，所焚书的数量竟与之仿佛，这是相当惊人的”。在《删书记酷》这一节，陈先生同样以无可辩驳的资料，并引鲁迅、陈登原、傅增湘、任松如诸学者关于封建王朝戕贼中华文化的论证来说明“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皆振古所无有”（任松如语）的事实真相。在陈先生的精密剖析论证中，昭昭可见乾隆帝的虐待狂心理。虐待狂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狂，乾隆帝的祖宗有此癖，“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