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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之忸怩：国事亡于拖（2）
康有为六次上书的文本，清廷当局其实很容易看到其基本立意，那就是温和理性和建设性，是对中国未来前途的严肃思考。清廷可以从中照见自身的病症，并且对症下药，进行治疗，从而恢复一个老迈、腐朽、专制构架的生命力。
慈禧为首的最高层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对这种隐蔽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来对抗这种部门利益。因为，他们所有的信息渠道都高度依赖相关的部门机构。以历次上书为例，进入最高层政治视野的未必是民间力量对未来的严肃政治思考的信号，而往往是各路官僚所收集到的所谓一小撮的阴谋论。也有不少的大臣、言官痛哭流涕、喊打喊杀，比慈禧还着急。因此实际上，清廷高层就被它自身的部门所“俘获”，互相裹挟着当了一回历史的小丑。
十几年的宪政的努力，保有梦幻般的期待，不断上书、写公开信，得到的都是欺哄、瞒骗、居高临下的教训；以及赏赐般的口吻。至于出诸至诚的答复，片言只语都没有。但仍有那么一群人，似乎不晓得慈禧的臭名昭彰，仿佛一头扎进沙堆的鸵鸟，又是呼吁、又是哭泣、又是恳求，手舞足蹈、各展其能，一幅多么滑稽的图画。
相当数量的民众尤其是海外华侨，一度被他们蛊惑得神晕目眩、精神错乱。
大量事实证明，慈禧执意不遵从国内民意和国际呼吁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概回避干柴烈火般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仅一以贯之有那么一股阴气，还隐约透出那么股杀气，狐狸的嘴下已伸出狮子的爪子。
慈禧个人与假意变法，为什么假得那样彻底，假得那样不管不顾，因为在*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
西太后的心理状态，无非“迁延”二字，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权不致旁落就行了。关于这一点，文章大师张恨水先生有极为精到的灼见。他在《清政亡于拖》（见张恨水全集第59卷，458页）这篇文章中以为，军事或外交以其对外的性质，仿佛赌博，而下赌需要忍耐，所以拖一拖或许是一必要的策略，而政治是对人的，就不是赌博，而是治病了，“没听哪个医生说过，吃药要忍耐着等待机会”。张恨水先生进一步认为清廷愚不可及，本来变法图强对国人大有好处，但清廷不亦是同样得着最大的实惠吗。然而它不，当国事面临肢裂惨祸之际，还把立宪之事一拖再拖，预备的时间就定了九年，及内外情形日繁，革命党屡次起事，才赶紧成立内阁，阁员十之*是亲贵，换汤不换药，又是拖；并不断对那些表示反对的省份强调“黜陟百司，系君主大权”，人头畜鸣，自作狡狯，有甚于此乎？所以张恨水先生说：“真叫人恼火，直到武昌起义，才由袁世凯组织人才内阁，答应立刻立宪，打开党禁，然而呜呼！晚矣！”
这真是愚蛮孤行，煎水求冰，未足为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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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民变冲击
甲午战后，就在李鸿章带一班幕僚赴日求和之际，国内各地烽火处处，民变四起。
1899年3月，英、德、法、日、意、美、俄等国均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各地民变蜂起，清政府下令保护教民，人民因此又分为几等，什么事情一到了专制社会立即变味，山东乡民与教民冲突，酿成巨案，袁世凯新建陆军一万多人开往山东。其间，各地民变有增无减。1895至1903年，各地反抗清廷的大大小小起义，由农民、市民、游民、江湖好汉组成，从几百人、千余人、几千人到上万人的起义，就有数万起之多。譬如1900年，四川邛州反洋教斗争，浙江农民攻打江山、常山，诸暨四千农民反抗教会，江西饶州民众捣毁耶稣堂，河南泌阳、桐柏、武安、涉县、安阳等地武装反抗教会，福建南平农民起义……1901年广西游民万余人起义，四川资阳千余人武装抗教，湖南邵阳哥老会组大汉军抗清，广西农民进攻贵州兴义……
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或二三十年的时段，可谓民变蜂起的时代。在这期间，民变以万甚至是十数万为单位。民众因为生存的极度恶化，一旦起事，往往玉石俱焚，那可不是腐儒的攻击可以解脱的。
久为专制摧残的国民，首先是怕事，也不管怕的是什么事，一概都怕。一代代怕下去，渐次在基因里面深深潜伏，各自练就比赛谁更能忍的功夫，也就是比谁更能装孙子。子子孙孙装下去，精神面目严重扭曲，所以古人感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感慨凤凰已散，苍蝇乱飞。
然后是窥视机会，一旦发生大规模动荡，则群起鼓噪，杀人越货，无所不用其极。
到了爆发点，源自严酷的生存现实，*、掠夺、*，各地民众因生存困境而鼎沸，因逼上梁山奋起反抗，这种不可控的恶性烧杀，武装*，对政权是冲击，对民间是内耗。
相比之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清晰，个人暗杀则是定点清除，其心最仁，其术最高明。
到了晚清大规模民变的时代，每一次民变的叠加，在对社会冲击的总量上绝不下于太平天国。那是一块硕大的被仇恨笼罩的土地。流血漂杵，死人如麻，哀鸿遍野，转徙沟壑。
民变既对朝廷形成冲突，也在地方最细微的基层冲突，到处打得天昏地暗，任何冲突的一方都有充分理由把对方消灭一千次，尚不能解心头之恨。
这是民族莫大的耻辱和悲哀。上帝要让谁经历死亡和苦难，就会让魔鬼到那里去播撒仇恨，让他们疯狂。这个魔鬼，说穿了就是一个*心理变态，权欲心理失衡，行为准则无常的丑陋老太婆。
受意识形态严重束缚的慈禧，几乎拿不出任何办法，排解这些岌岌可危的“政治炸药包”。稍不当心，就会火山爆发，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政治危机演变成社会动荡，以致社会变革的概率，正在与日俱增。
*朝廷不太怕民变，怕有势力的人变。
民变不闹到太平天国那样的规模，他们似乎不大惧怕。
但他们知道一旦利益集团里有人牵头来做推翻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灭亡为期就更近了。
慈禧把国家利益朝着利益集团倾斜，这也是亲贵集团拼命反对改良的基本原因，别说是变革的事了。
至于同盟会反对利益集团*执政，并非与清廷单个的大员有多少私仇家恨，只是*的丧失和被亵渎，才导致革命党人不得不走上武装抗暴的道路。
一个利益唯上的昏暴统治集团，绝对不妥协，丧失人性，或将人民引向暴力反抗的极端，至于人民忍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决定于这个民族的素质。
显然，战胜清廷这样一个集团不是上书、磕头、拜求所能办得到的。
还需要更加准确的政治路数作为大的环境，然后注入具体的政治谋略，方能具备最起码的条件来完成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党人的奋起狙击，实施定点清除，这是流氓当局最惧怕之事。暴力和非暴力反抗都是人民在反抗暴力统治中可以采取的方法。那种绝对强调暴力和非暴力的极端都是非理性的，至于应该采取何种抗暴方式，则应决定于时、地及本身的处境，统治者妥协的程度等等。
改良派只是普通的抗争，他们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形成对清廷的威慑，还谈什么大智慧，岂不贻笑大方？*奴役国人，那是没有底线，可反对派是做什么的？反对派的智慧都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只会写文章骂娘吗？
民变的加剧，不能只谴责老百姓喜欢闹事，也不能仅谓国人较他国更喜欢以犯罪方式获得财产。晚清地方的大乱，只能说，权贵经济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清廷对列强的苟且使民间生存极度恶化，高度专权而僵死的政治背后，是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民间生存。晚清的内忧外患，非设身处地，难以想象那种惨况。就算最下层末梢的，那些为官僚们不屑的领域，可以放任底层民众去争夺了吧？就算这个也不可靠，很快就会有更小的官吏垂涎这些末梢市场，于是也被垄断化了，或者叫黑社会化。一旦统治阶级失去了耐性，更加贪得无厌，或者统治阶级一旦不能像以前一样源源不断地收钱，或者统治阶层人员基数越来越庞大，他们就会收回这些微弱的自由贸易权利，人命和蚁蝼故毫无区分了。同时，立宪或改良的长期不到位，即事实上的缺席，使大吏小僚面对治安治丝而棼，社会麻木使人们失去了究责官员的信心，矛盾达于极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