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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浮，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凡西人有利之事，中国效之，皆赔钱之事，必先正中国人之心，乃可行西人之善法。”（《光绪政要》卷二十六，据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转引）
这是慈禧逃奔西安时，诏议变法的话语。
这些经翰林、秘书起草的文件，于中国社会畸形病变，认识不可谓不深，而一说到纠正之法，马上就原形毕露了。
先正中国人之心，乃慈禧之流梦寐以求，依其路径，则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
如果先正慈禧之流的心——先行西人之善法，慈禧退出弄权，则正国人之心，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一点，恰是中国的瓶颈，也是慈禧之流的命门。价值观头脚倒立，事情就愈出愈奇了。
当时的政情用一个字来高度概括，就是一个“变”字，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以静止的观点处理政局万难通行。变则通，不变则亡；树挪死，人挪则活。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心思变的关头，政治改革无法回避。
庚子之变承戊戌之逆动而来，从此中国万劫不复矣。戊戌变法被政变击败，导致政体不进反退，民间更形混乱，各种矛盾错综突出。
慈禧出于她的棍子的本性，严密封锁开明派，而对众多顽固派网开一面。使得前者在朝中逐渐边缘化。
经过戊戌变法惊心动魄的搅扰，慈禧对外国人恨得要命，她借义和团做排外运动，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在逃到西安之后，就叫各大臣各抒己见，要求变通政治，她也要搞自强运动了。
1901年就设置了独办政务处，派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王文韶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这就是她最大的改革。
政务处的启动文件长达四五千字，主要就说向来军机处为正式统汇，现在另设一个政务处，由军机大臣来领衔，遣派王公大臣参与，事情很重要，要求内外一心，实事求是，据说转贫为富，转弱为强，都在此一举。
他们政务处的设置就是所谓救贫自强总的基础，里面还说“以西法论，有西政、西艺之不同。今学西法，欲学其事，先学其心。西人之民公，而中人多私；西人之文简，而中文太繁；西人之事实，而中事多虚；西人之方信，而中人多伪；本原大异，而徒取则于事为文貌之间，虽累万人不为功，累百年难求效”。
这段话说的相当滑稽，可谓本末倒置，要想攻击西方的政治体制，不料却说出了对方的优势所在，又不知不觉褪下画皮，露出马脚，殊不知西方人的优势正是因为他们的政体上轨道才得以实现的。
政务处的设置就算是这次变法最大的宣言了，但是朝廷部门权限不明，本以内阁为重，又有军机处，相当于另外一个内阁，后来又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是一个内阁，该衙门和南洋、北洋大臣都掌握外交枢纽，但又互不隶属，怪不得外国人要多次抗议呢。慈禧所谓痛定思痛，不过是搞部门设置而已。本来部门之间权限不明，此时增设一个政务处就能转弱为强、转贫为富了吗？真是缘木求鱼，未足为喻。
政务处的设置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恰恰被他们说反了，说歪了，说崩了，说岔了。
西安变法，企图借此既达到保专制的目的，又钓取宽容的美誉，以蒙骗外界对其垂帘继续心存幻想。自庚子以来，慈禧逐年表演一次变法改制，实际上是年年强调祖制大于变法，以保朝廷稳定。各级马仔皆心领神会，坚持“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于是这班附膻于慈禧的顽固官僚，始终据有对开明派的话语权优势和行政优势。
清末最后十几年，改良派着迷于对牛弹琴的游戏，不惜对兽谈法，反复向一群*未改的低等政治生物吁求说法，呼叫着要改良立宪，抗议野兽动辄的撒泼，要法治、不要兽治。野兽们立刻用铁链把立宪之路锁住，并说，要保证野兽随时有马骑，要保证野兽对立宪的绝对控制权。
慈禧对待政体改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持固守，表明了当局者对“变”的深深恐惧。这种临变的惧怕，既有来自对“前行”——推行君主立宪的恐惧，也有来自对“后退”至并非垂帘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逐渐失却特权及其护佑；“后退”至皇帝秉政，则意味着僭越者到手的大权旁落，这绝非将偌大中国当作沙盘驰骋的慈禧所能忍受。
慈禧在废立问题上，费尽了心机，她也确实大伤脑筋，清廷的亲贵的后人，曾回忆慈禧讲过：“小的听话。”就是说，小皇帝不懂事，可以由她垂帘听政，独揽大权。
清廷一直拒绝政治性的改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大踏步起来了，为什么中国没有？是谁造成了这一切，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否在跟国际同步发展？没有，影子都没有。根源在哪里，就在于慈禧把持的清廷没有改良的意愿。在光绪帝借重康、谭、刘、杨的时代，仅仅提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改良方案，就引发了1898年的一场大清洗，整个改良方案全部被抹杀、禁止掉了。清廷从此以皮肤抓痒式的、极其表面的改动为自己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慈禧及其拥趸仍然顽固地防守着自己的*政体，是他们自己并最终把自己推到了革命者的炸药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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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决鱼烂 淫逞不收
中日战争提醒清政府改革军事，日俄战争促其不得不往政改上挪移。从1901年，西太后在西安下诏变法算起，其间经过了成立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立宪派人物从沉寂中复苏，要求君主立宪。1904年，张謇致信袁世凯，劝他促成君主立宪。维新人士的论点，以为日本蕞尔小国，在十年内，接连战胜中俄两大国，推求其故，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乃为关节：日本因立宪而强盛，中国因专制积弱。中上层人士对此认识已没有问题，舆论上则形成声势。清大吏纷纷奏请立宪，一则，可缓和矛盾，阻止革命的怒火，稍加抑制；一则，可自强其体。革命派力主推翻专制皇权。可见革命之力，乃促成立宪之力，如金沙江三江汇流，故非表面。
1906年8月，清廷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大臣发言，讨论立宪的是非。还是铁良、袁世凯之流得势，无非是说，人们程度不够，对民众就是要管制，给他们立宪的政体，反而容易闹出事端。铁良说：“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他以为立宪的呼求是他们的赏赐，人民一定不会领情。袁世凯说：“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此公所说更跩，完全是价值观头脚倒立的逆动之言，读之让人汪然出涕，想去打烂他那颟顸无智的胖脸。
这次讨论，有一位张百熙，他的话倒是空谷足音。他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毕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之为愈乎。”张先生时任邮传部尚书，早在1901年，他就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他对变法的内在逻辑认识远超诸人之上。
集权的、帝王专制的统治集团，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反人道，反人性，无一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医学上讲一种放射痛，系指病人除感觉患病的局部疼痛外，尚可出现远离该器官的某部体表或深部强迫疼痛。临床上，有很多疾病都是以放射痛为首发症状出现，如不能及时确诊，极易酿成大患。如急性阑尾炎，它的首发疼痛部位是在上腹或肚脐周围，后位阑尾炎疼痛常向右腰及右下肢放射。又如急性胆囊炎除表现为上腹部持续性疼痛外，同时可出现右肩及右肩胛下区牵涉痛。
政治中枢若病象日笃，则其放射性危害更擢发难数，且由于私心自用的阴谋家窃得大位，一意孤行，极易发展到以中华文化为敌，以中国人民为仇，甚至演绎专制迷信、引进外来邪说，入主出奴，*专制。这样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