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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三章“紫禁城内外”之五“庄士敦”，中华书局，1977年。）
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1874～1938）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于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了34年。 。。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4）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光绪三十年（1904），他经威海卫的首任英国文职行政长官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力荐，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原始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前往普陀山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从北京到瓦城》（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大地众生成佛》（Buddhist China）等书，对佛教礼赞备至。
在威海期间，庄士敦因觉得难以施展抱负，而几度想弃政从学，却屡屡受挫。他谋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都功亏一篑。民国七年（1918）的八月底，庄士敦循惯例往内地旅行，十月底来到了上海，不想就此时来运转了。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徐世昌等人想为溥仪选一位师傅，教授英语和欧洲宪政知识，托李鸿章次子李经迈物色。李经迈曾在威海卫避难，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在上海再遇后，自然大力推荐。庄士敦大喜过望，欣然受邀，遂于民国八年（1919）二月从威海离任，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庄士敦就此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进入了神秘的中国内宫。西洋人中，在紫禁城里长期生活过的，独他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也别无他人，风头一时盖过了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从此名闻天下。英国政府在其离威前，授予他CBE（高级英帝国勋爵士）。
溥仪被逐出宫时，庄士敦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压。溥仪去天津后，庄士敦于1926年短暂任英国赔款委员会书记，次年便重回威海卫当行政长官。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一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面临离开中国，庄士敦沮丧异常，以致因仆人将衣服装箱时出错，而大发雷霆。
卸任回国后，庄士敦从1931年到1937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但上课讲学的工作，于他并不合适。他对溥仪念念不忘，九一八事变后，他借返华处理威海卫遗留问题之机，特地赴津探望溥仪，并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仪在长春出任傀儡皇帝时，他照样去看望，更衷心拥护。
庄士敦向溥仪传播西方文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身为金发碧眼的洋人，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一口流利官话，欣赏中国公卿贵胄的派头，穿长袍马褂，戴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别号“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因此也爱听人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到中国后，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他原是信仰基督教的，来华后兴趣转移到中国佛教，大量阅读佛家经典，遍访中华名山宝刹，与高僧法师探讨佛理妙谛，从此不再到教堂作礼拜。光绪二十七年（1901），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5）
庄士敦对儒家思想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在大部分西方人看来，不免有些惊世骇俗。他认为儒家思想绝不应受到攻击，因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是惟一可以把中国人联为一体的纽带。他写道：“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为此，他维护帝制，憎恨民国，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与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他对孙中山及袁世凯的仇恨，绝不亚于清室中任何一人。在一定程度上，他与辜鸿铭是难兄难弟，两人都是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却不顾一切地袒护中国的传统，在忽剌剌大厦将倾的时候，作堂吉诃德式的抵抗。
庄士敦一生未婚。他的晚年，思绪一直沉浸在紫禁城的余晖里，不能自拔。他以版税收入购得一苏格兰小岛艾琳岛（Eilean Righ），给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并升起了“满洲国”的“国旗”，陈列溥仪赏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终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无心世事。1938年3月6日，庄士敦怀着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享年64岁。他死后，其骨灰按他生前遗愿洒在艾琳岛及周边，以永远陪伴皇上赐他的物件。
庄士敦汉学功力深厚、深具学者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