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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常驻。
青年吴建民一踏入真正的外交实践，就进入了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前沿。那个时候，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还没有进入联合国，因此常规性的多边外交活动，只在青年国际组织中能参与进来，机会十分难得。
但他此刻还意识不到，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双边外交广阔得多的平台上，对其尔后的外交生涯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当然这里说的多边外交与今天所说的多边外交内涵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当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部，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青团在起着主导作用，没有真正多边外交中的几大势力的对峙抗衡。
1961年9 月在越南（前排左一胡启立，左二吴建民）。
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身在异国为异客，正逢国庆急煞人。”/
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
9月29 日，吴建民就从北京出发了。也就两个月过去，他就又一次降临莫斯科。吴建民说那时候的他是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级别的人，上哪去，如果不是跟着领导，就只能一个人走，而且到哪里也没有人接应。
在莫斯科逗留只是因为要在这里转飞机，转机过境的人可以住民航旅馆。他进了旅馆，想到自己在中学时还学过一阵子俄文，所以他觉得在这短短的等待转机时间里，一切应该可以对付。
可到餐厅吃饭，服务员让他点菜时，他发现菜谱上的菜名他根本看不懂。服务员指着菜谱问：“要这个吗？要这个吗？”吴建民心想，吃什么都行，反正弄饱肚子就完事了，接茬就说：“好，好。”
吃饱了肚子，吴建民最牵挂的是第二天天气好不好，飞机能不能正常起飞。找到问讯处去问，但人家听不懂法语。于是，他先说出布达佩斯，接着就“今天”、“飞机”、“天气”从嘴里一个一个地往外蹦几个依稀记得的在中学里学过的俄文单词。没想到这样的俄语对方也能听懂，“飞机将按时起飞，没问题。”
就这样，吴建民总算从莫斯科安然抵达布达佩斯。短短的转机经历，使吴建民感觉到如果真的成为一名外交工作者，要在世界范围走动的话，仅仅掌握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用的。
飞机在布达佩斯降落，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前夕。出乎意料的是下飞机后，在机场大厅里依然没有找到前来接应的人。后来吴建民才知道，因为通报他到达的信息，是发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偏巧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出差了，其他人不知道有这么一封电报。
他一个人先硬着头皮过了关入了匈牙利的境，因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遇到什么刁难，倒是挺顺利的。可入了境后就瞎了眼了，听到的都是匈牙利语，他一个词也听不懂。想办法给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打了个电话，可电话没人接，使馆的人正忙活国庆招待会呢。“身在异国为异客，正逢国庆急煞人。”
这时，他看到有辆机场巴士，就想先坐车进到市区里再说，拎着箱子上了车。可上车一看，是要收费的，他身无外币，只好又拎着箱子下来，难免有几分尴尬。
怎么办呢？智总是在情急时才闪现，吴建民猛然想到了打计程车。
从莫斯科飞往布达佩斯途中，他身边有一位匈牙利外贸部的官员，能讲一点英文。此刻吴建民发现他还没走出机场，赶紧追上他提议一起打计程车。
那位官员一上车，就跟吴建民说：“You pay， you pay。”吴建民回答：“Ok， ok。”吴建民心里想，到了使馆我就有钱了，我付款就我付款呗。这是吴建民第一次碰到涉外财务问题，感觉到欧洲人对此的直截了当，他遂让司机先开到中国大使馆。
到了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吴建民就赶紧去敲门。使馆的人告诉他驻世界青联的代表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下榻。于是，他们又驱车前往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
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吴建民首先见到了王崇杰，吴建民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记者。吴建民做了自我介绍后，又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王崇杰听后笑了，随即替他付了打车的钱。
在没有人接，语言不通，又不知道地址，又没有外币的情况下，吴建民找到了驻地，把这一切都应付过去了。他感觉自己还算幸运，可在今后，身在异国外交工作旅途上，还将会有更多类似或更高难度的沟坎磕绊，自己还能像今天这样幸运，这样轻松地应对过去吗？
世界青联的工作语言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吴建民发现朱良和朱善卿每天晚上收听###和BBC的广播/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没必要说那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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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1）
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常驻于此的有20 多个国家的代表。当时世界青联的主席是意大利共青团的，而总书记则来自法国共青团。让人不太明白的是在斯拉夫语系的地盘上，又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世界青联，但其工作语言却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各国代表所发的言论文件，都要先翻译成法文。显然，这与总部设在布达佩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匈牙利语虽说与俄语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法语距离似乎更远，这一点，吴建民从在机场一降落就领教了。
此时中国常驻世界青联的代表是朱良。在他之前，第一位中国代表是后来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第二任代表是后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钱李仁。有意思的是朱良后来又紧跟在钱李仁之后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部长，而他们三人，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曾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多年。朱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青联秘书长，1951 年他率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随后调到了共青团中央，1954 年后受派常驻布达佩斯。在吴建民之前，给朱良做翻译的是朱善卿，吴建民来就是接替他的。
朱善卿并没有受过法语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上海法租界内的震旦中学里学过一点，后来能够胜任法语翻译工作全靠的是自学。因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的使用比较驳杂，朱善卿还自学了西班牙文。
在国内共青团的机关里，朱善卿一直被熟人称为“小朱”，而在吴建民眼里，朱善卿就是老同志了。可他依然不减学习新东西的热情，而且是那么投入。和朱善卿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吴建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翻译实践经验，更看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工作态度。
经朱善卿的点拨，吴建民还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外交常识。比如有一次开会，代表朱良因为失眠没有出席。有的国家的代表就问朱良做什么去了？吴建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朱良有点失眠。朱善卿听了，随即悄声告诉吴建民，你说他失眠干什么？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最多说到他身体不太舒服就可以了，不要说得那么具体。
从事外交工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首先要关注时局，对世界上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要有较及时而透彻的了解。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可以说是个青年界的联合国。国际上有什么事情，也都会反映到这里，而这里对国际动向也非常敏感，因此必须时时关注新闻。你不了解国际上的事情，你孤陋寡闻，和别人信息不对称，你在这个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舞台，就要处于不利的地位。
可身在布达佩斯，广播是匈牙利语的，报纸是匈牙利文的，吴建民1963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
看不懂也听不懂。那时的信息传递，是如今感受着信息时代优越的后来人无从体会的。想及时得知国际国内的情况，只能等到每天晚上听国内的广播，由中国使馆汇编的报纸摘要，则只有两页纸，没多少内容。特别是仅仅凭中国自家传播这一条渠道，所获得的信息量比较小，了解的面也比较窄。吴建民再次感觉到，在国外，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这样的环境中，只懂一种外语，大大限制了自己事业和活动的空间。只有在真正走出过门，走上外交前沿后，他才对马克思说的“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在同代表朱良和翻译朱善卿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吴建民发现他们每天晚上通过收音机，听###、听BBC的广播。朱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虽然学的是化学专业，但和所有圣约翰学生一样，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他有一台挺高级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