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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雅俗共赏”一类的表达可能不太准确,但本书确实是一部值得由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群共享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仍有不寒而栗之感。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愚蠢和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更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别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它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 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最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19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事件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一个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毫无缺点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研究”的精神,我就知道,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从另一种角度看蒙古史:汉译本代序(5)
2005年12月写于东京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1)
消逝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华盛顿邮报》,1989年
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the black Shankh Mountains)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了它好几个世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军队掠夺一座又一座庙宇,枪杀僧侣,侵犯尼姑,毁坏宗教物品,洗劫藏书室,焚毁经卷,并捣毁庙宇。据称,有人曾秘密地从尚赫寺抢救出成吉思汗的灵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带到首都乌兰巴托保护,但它最终就消失在那里。
数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在绿草繁茂的中亚大草原上,勇士式的牧人多会带一面精神之旗,蒙古语称之为“苏勒德”(sulde),它是用几绺最好的种马鬃,将其扎在一柄长矛刀刃之下的轴上制成的。无论何时,当他要安营扎寨时,这位勇士都要将那面精神之旗安置在帐篷入口之外,以显示其身份,并将其当作永恒的护卫者。精神之旗总是飘扬在蒙古人所尊崇的开阔的“长生天”之下。当绺绺马鬃在被草原上徐徐的微风吹拂和摇曳时,它们就接获了风、上苍和太阳的力量,旗帜可以把来自大自然的这些力量转移到勇士身上。吹拂马鬃的风激发起勇士的梦想,鼓舞着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风中飘扬的马鬃召唤着主人不断前行,吸引着他离开此地去寻找彼地,发现新牧场,探求新的机遇与事业,创造这个世界上属于他自己的命运。当勇士死后,他与他的精神之旗结合得如此紧密,据说勇士的精神永远留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勇士活着的时候,马鬃旗带给他幸运之神;在他死后,马鬃旗变成他的灵魂。肉体很快被遗弃入大自然,但灵魂却永远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鼓舞着后代。
成吉思汗有一面在和平时使用的由白马鬃制成的旗帜,还有一面在战时做指引用的由黑马鬃制成的旗帜。白色旗在早期历史中就已消失,但黑色旗则作为他灵魂信物被保存下来。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蒙古人民仍尊崇那留驻有成吉思汗灵魂的黑色旗。十六世纪,他的一位后裔,扎纳巴扎尔(Zanabazar)喇嘛,带着为继续飘扬并保护这面旗帜的特殊使命,建造了一座寺院。经过风霜雪雨,入侵与内战,超过千计的藏传佛教黄帽派僧侣护卫着这面伟大的旗帜,但最终证明,他们是无法抗衡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僧侣被屠杀,精神之旗消失。
成吉思汗并未俯首于命运的控制,他成就了自己。原来,从他拥有的马匹身上,连制造一面精神之旗的马鬃都凑不满,至于说他后来还要追随着这面旗帜横扫世界,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这位日后将成为成吉思汗的男孩,是在一个包括谋杀、绑架和奴役的充满部族暴力的世界中成长的。作为被同部落人遗弃在草原上、任其自生自灭的被驱逐家族的子孙,大概在他整个孩童时期,他遇到的人不过几百,而且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从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所深刻感受过的全部人类情感,就是欲望、野心和残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敌对部族俘虏而遭奴役,后来又成功地从捕获者手中逃走。
在如此恐怖的条件下,这个男孩显示出一种求生与自我保存的本能,但很少表露出他有一天将取得成功的苗头。作为一个孩子,他害怕狗并且易哭。他的弟弟比他更强壮,并且是个比他更好的射手和摔跤手;他的异母哥哥将他呼来唤去,找他麻烦。然而从这种饥饿、羞辱、绑架和奴役的可鄙环境中,他开始了漫长的夺权之路。在青春期前,他已经建立好了一生中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