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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按偷窃行为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论外，草原民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论。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编成法律条文。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除认识到性、财产及食物的重要性外，成吉思汗也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宗教所具有的破坏性的潜在力。事实上，从佛教到基督教，或从摩尼教到###教，每一种宗教都在草原民众中拥有自己的信众，并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在此类（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宗教的）法律中，成吉思汗宣告，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作为国家的崇拜对象。
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为支持各相关职业，他后来还扩大免税范围，对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同样的免税待遇，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殡仪事务承办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学者。
成吉思汗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以防止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按照法律，可汗无一例外地必须得到忽里台的推举。任何家族成员未经推举而攫取汗位，都要处以死刑。为防止竞争的候选人互相残杀，他规定只有通过全体家族成员都参加的忽里台，才可对家族成员判处死刑，而不是通过任何个别的成员。这样做，他是在宣布自己最初夺权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异母兄长——是不合法的。
成吉思汗所汇编的蒙古法律，规定了群体的责任和群体的罪行。单独的个人若处在家族之外或不属于大群体，他就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家族对保证其成员的正确行为负有责任。一人犯罪会导致众人受罚。同样地，一个部落或一个小分队的士兵对彼此的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整个国家，不仅军政或民政，都要对维护和执行法律负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蒙古人，他必须生活在正当的社会中。
法律的执行和责任的承担始于最高层，即可汗本人。照此，成吉思汗公布了对任何个人，甚至是最高统治者都有效的至高无上的法规。通过使统治者服从法律的方式，他取得了其他文明尚未实现的某些东西。不同于很多文明——最独特的是西欧，在那里，君主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成吉思汗解释他的“大札撒”既严格适用于统治者，也严格适用于任何其他人。然而，他的子孙后代仅在他去世之后的大概五十年的时间里，能遵守这一规则。
为在总体上管理整个帝国，而且最为明确地是为了记录法律和管理现今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广阔国土，成吉思汗下令采用一种书写系统。尽管文字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由穆斯林商人和巡回传教士引入草原，但很少有本地的民众学会，即便是最高度发展的部落，如在塔塔儿、乃蛮及客列亦惕部落中，也没有人学会；就目前所知，没有蒙古人学会过书写。在1204年征服乃蛮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现塔阳可汗有一位记录其声明，并将这些声明浮雕在官方印玺上的书记官。这个书记官出身于畏兀儿，畏兀儿人起源于蒙古草原，但在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移居到现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绿洲之中。畏兀儿语与蒙古语密切相关，并且相对地比较容易改写为蒙古语。这一书写源自于古叙利亚语字母，这些字母是由给草原部落带来基督教的传教僧侣所使用的。书写由字母而非文字所构成，但它如同中文一样，垂直纵排下来，书写在纸上。
3、可汗之战（8）
为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成吉思汗任命由他母亲所收养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最高法官的职务，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征服塔塔儿时发现的小男孩——当时戴着金耳环和环形鼻饰，成吉思汗将他交给母亲抚养长大。成吉思汗要他负责“惩罚盗贼和纠正诈伪事件”，同时要将他的各种判决写在“青册”书的白纸上，“青册”的颜色正是“长生天”的神圣颜色。在成吉思汗的行政管理中，书写和记录法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大概解释了蒙古人为什么用nom这个词来解释书的意思，nom来源于希腊语的nomos，意为“法律”。在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社会中，法律和书写的词完全是一回事的。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惯例。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来，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要是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主干力量，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皇帝宫廷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工作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看管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恰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皇室营帐的出入口，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自己军团的所有成员，把持了对其他九支万人军队的“长兄”地位，因此，这些成员可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同于其他军队里面每个人都占有一种地位，在蒙古军队里，整个部队只有一种地位。成吉思汗万户中最低级别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反过来，在每个万户内部，千人部队指挥官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即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个别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当地的地形，每大约二十英里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家庭来维持和管理它。尽管驿站向公众开放使用，但个别驿站中的许多信息，以及任何特定时间里的驿站总数都要严格保密，因此相关的准确信息并不存在。然而，我们仍可以得到十八世纪存留下来的邮驿系统的印象，那时从西部阿尔泰山山脉到东部穿越长城进入到中国的入口处，跨越整个蒙古的这个邮驿系统，仍然在运行着，并且需要大约六十四个驿站。
对于较短的距离，成吉思汗则采用了多种古老的通信方法，例如使用火把、响箭、狼烟、闪光信号或旗帜，因此在演习、狩猎或军事调遣期间，信息传送更加迅捷。牧民们很早就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军事信号系统，这种信号在超越听力范围之外仍能使用，而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号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精细、迅捷而又有效的通信系统，用于战斗或军事演习中。
和平与繁荣本身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新的问题。六年的和平，允许或者可能鼓励了阴谋诡计和卑鄙的对抗，这些现象威胁到成吉思汗苦心经营的部落统一。他越有权力，在追随者当中就越会激起争执——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族内，家族成员觉得自己应该比家族之外的人分享到更多的财产，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成吉思汗宫廷所信任的谏言者，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亲属。他把母亲送到最小的弟弟帖木格那里生活，帖木格按照草原的传统被称为“家庭太子”斡赤斤，他负有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
虽有忠诚不二的军队，并且没有哪个家族或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