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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狮子，高约八尺，母狮爪下一窝小狮活泼可爱，1958年被毁。幼时，父亲常把我举到铁狮头上坐一会，据说这样可以消灾保平安。宫门内左右为御碑，中轴上依次为山门、龙虎殿，前有御路，俗称龙坡。大殿的左右为配殿廊庑，殿前大石院内用石子打在石板上会发出咯咯的金蟾叫。圣父母殿为最后院落，殿后有土堆假山，曰紫金。父母殿西为御花园，东为紫云亭，传云是玄武出生之地，亭为八角五层，高十余丈，八脊攒尖为铜顶，重千斤。迥出城墙，水陆遥望，气象巍峨……
均州的房屋建设也很怪，没有厕所，公厕则更少。整个城内外的排污水系统很原始，只能供排放雨水和生活废水。因此每户每个卧室均备有一个带盖的圆木桶，专供大小便使用，我们叫它“马桶”或“净桶”。每天早晨有专门收集粪便的人力木箱车运到城外很远的粪池内，供农民种地用，与宫廷内的收集粪便方式一模一样，显示着均州的古老。
古老的均州宛如一部古文化巨著，真是说不完，道不尽……
牛孝文：有时，我被一种神经质的懊恼搅得寝食难安，特别是看到三峡工程中关于文物保护的举措，更是心潮难平，甚至对于时世变迁的无情，都觉得不甚公允。以当时的科学技术，不说把均州城用透明玻璃钢体罩起来，起码可以对净乐宫如此操作吧！设想一下，如果今天的丹江库区里，有一座可供游览的水下的透明体内的中国建筑珍品，那将又是如何的一番景象呢？但，这一切的思想，只能是地道的“乌托邦”而已。这就使我常常在眼前浮现幻影，恨不能合拢3000里高空精气，聚焦10万里河山波光，再现一个原本的紫气氤氲的均州圣地！
大岳武当不为世界神山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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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今天仰天冥思时，方发现均州原本为世界文明之圣地，其原因之一是这里诞生了世界几大宗教之一——道教崇奉的真武神，即那个出家修行得道的净乐国王子。原因之二是这块土地总与皇家工程息息相连：今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典范的庞大的道教宫观建筑群就建在境内的武当山之上；当年，三峡工程之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工程丹江口水库就建在县城之隅；21世纪，为解救中国北方亿万人水危机的中线调水工程的控制性工程丹江口大坝，又高高耸立在丹江口市（丹江口市为均州的变名），使这里成为中国水都。这样的“选址”仅仅是“选址”？
均州圣地：永远的沧浪绿水（6）
现在我们来看均州境内的武当山。
我们说，一座山的价值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武当山为“五岳之冠”，500多年前即被称为“大岳”、“太岳”，现代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这些。人们知道衡山、恒山、嵩山、泰山、黄山……甚至很崇尚外国的阿尔卑斯神山，但却不大知道武当山，即使知道了，也不了解它无尚的深邃，也未产生对它巨大的文明贡献的景仰（就像中国人从未把均州视为圣地一样）。究其原因很复杂，但其文化、历史的虚无主义即可对我们民族文明构成最大的伤害。那么，现在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即道教文化的核心“道法自然”来原谅我们的无知吧！
对于武当山文化的博大深邃，我不是专门研究者，知识的浅薄会成为我叙说的最大障碍。然而，圣地均州沉没了，幸运的是和它同期的武当文化是它留给世人的最大的一份骄傲，仅此，即使长眠江底，它也会含笑九泉。对于已经牺牲了的净乐王子的国都均州留下的这份骄傲，我们有责任去不断叙说，徜若我们没有能力，那就依然请求圣地上的子民、武当山的儿子们告诉我们。
2005年5月，我踏访中线调水源头丹江口市时，有幸结识了杨立志先生。温文尔雅的杨先生时任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198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立志，几十年不辍地在教学之余研究武当山历史文化，160多万字的专著、论文和古籍整理，最终使其成为国内研究武当文化最具权威者。生活在武当山脚下的杨立志，如果说因自幼受武当历史文化熏陶而选择了历史学研究，不如说是博大精深的武当文化最终选择了他。
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伊始，杨立志就读大学历史系时，他就萌动要系统地研究武当历史，那时，武当历史只是一些文化的碎片。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研究武当山，一说研究武当道教，就有人觉得是研究迷信。1982年8月，大学生杨立志到武当山紫霄宫查阅道书时，书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好像从没有人翻它。原本孤独的杨立志增添了迷茫，因为就能找到的国内论著而言，遍查索引，没有一篇研究武当山的论文可资借鉴。于是，杨立志想放弃这一研究。但自幼生活在武当山镇的杨立志，发现生命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种秘的武当文化有太多的未知让他放不下。最终，他怀着孤独和迷茫硬是写出了万余字的学士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对明代大修武当山的原因等问题作了初步回答，为四年的大学生活划上了一个句号。
也就在这时，另一个武当山的儿子——王光德出现了。
1967年，因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均州二中的高中毕业生王光德便随七里屯的父母、家人一起被移民到襄阳县双沟公社张集村。这时，7岁的杨立志也随七里屯的外公外婆移民到了襄阳双沟，两家人在陌生的异乡继续成为邻居。然而，环境的不适应、生活的艰辛使生性敏感的王光德对家乡均州倍加思念。在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全都没有希望之后，1969年王光德只身回到了均县。自此，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的王光德开始了流浪生涯：他到丹江库打鱼，到工程队作小工、当泥瓦匠、当木匠，到母校二中当校工……这期间，不幸的是两年的打鱼生涯使王光德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而幸运的是在流浪中他结识了武当山道长李诚玉。李道长为女性，她慈母般地关怀、帮助着王光德：她常接济王光德一些钱和粮票，她请武术高强且懂医术的赵元量道长为王光德治腿病……在与两位道长的接触中，当年在校学习即为高才生的王光德，对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很快有了最初的参悟。
转眼13年过去了，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从全国道教系统中招收一批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道人进京培训、深造，通知武当山也推荐—人，但没有合适人选。这时，武当山想起了他流浪的儿子王光德，王光德看到了一双双期望的目光。历经了无数尘世风雨和爱情磨难（一个姑娘深爱王光德，但王光德没有户口他们最终不能结合）的王光德作了最后的人生选择——出家武当山！那年，他34岁。在离开故土13年之后，王光德的户口迁回了武当山，但“职业”栏里已填写着“道士”，这也是允许其返迁户口的唯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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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州圣地：永远的沧浪绿水（7）
1981年11月，王光德到北京白云观中国道教学院深造，途经武汉时，王光德到武汉看望了正在大学历史系深造的20岁的杨立志。杨立志告诉王光德，他想研究道教文化，正在搜集资料，准备以后写这方面的毕业论文。王光德当时没说什么，但到北京后，他就常给杨立志寄道教协会的杂志，两个武当山的儿子此刻在新的生命追寻中更深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不断地书信往来中，共同产生了研究武当历史和道教文化的生命激情。
1983年，王光德在北京学成回到了武当山。而这一年，杨立志也大学毕业，杨立志的毕业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篇有关武当山历史、文化的专论。
在杨立志的记忆里，有一个人真正地刺激了他，从而使他锲而不舍地进行着研究武当文化的大业，那个人便是日本学者间野潜龙。1986年杨立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时，在图书馆查到了间野潜龙研究武当山历史的论文目录，间野先生于1958年开始发表与武当山有关的论文，其研究专题非常精细、专业。当杨立志读到这些论文目录时，如芒刺背，分外难受。史学界都知道日本学者有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的放言，难道这一幕要在武当文化研究领域重演吗？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什么也不能安于现状，坐视日本学者在中国武当史研究领域超过中国。一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