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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10月底起到1959年8月止，近一年的时间里，同学们几乎挑起了全工地基层单位现场值班的任务。我们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和工人们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在防汛抢险中，在土石爆破中，在灭火救灾中，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表现出一种肯于吃苦，乐于服从，忠于职守，向心协力，奋发进取，为祖国水利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精神……
丹江口工地头一年发生的几件事，使我对知识就是生命这句话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爆破工地上，我遇到一个爆破知识不多、又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技术员。有经验的爆破人员都知道，用电力起爆的话，要用导线将各炮眼的雷管脚线联接起来，按串联、并联或混联形式做成爆破网路。网路接好后，要用测定雷管的仪表对网路进行导通检查，输出电流不得超过50毫安。该技术员却想当然地用干电池检查，干电池的电流可达一安培，超过规定20倍，结果顷刻之间，药包全部起爆，当场炸死十人，伤几十人，他自己也受重伤住院。这是一件惨痛教训。
在黄土岭上，民工团用爆破法松土，施工系学生何子璋担任技术员。为了躲炮，民工挖了一个深坑作为掩体，搭上树枝，再盖上土。这本应布置在最小抵抗线即土石抛掷方向的反面，而民工不懂理论，何子璋事前又没讲清楚，等他带领民工装药联网完毕，准备启爆时，发现掩体布置反了，时间来不及改，想将就一下，启爆后自己最后一个进掩体。不料一声巨响后，一块大石正落到他的头顶上，将松树干砸断，正压在他的胸椎上，当即昏迷不醒，需立即送武汉治疗，但怕路途颠簸中将胸椎神经折断，为此事我和刘天民秘书长多方奔走，经过省政府和学院的努力，用一辆防震救护车将何送到了武汉，学院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来汉会诊。结果，生命保住了，下肢却瘫痪了。
还有一次在左岸的民工住地上，民工来自四面八方，各路人马汇集工地，号称10万大军，当时工地居住条件极差，施工人员全住在油毛毡棚内，冬不避寒，夏不避暑。民工住的是茅草棚，睡地铺，棚间距离很小，根本没有考虑消防要求。一个晚上，淅川县第五师的工棚里，一女民工不慎碰倒煤油灯，引起着火。如果知道只要将被褥一盖，即可扑灭的常识，则不致引起大火，结果殃及隔壁以及相邻的几栋茅棚，“火烧连营”，烧死30多人，还烧伤了不少。这场火灾惨不忍睹，农民不敢收尸，最后是靠我带去的学生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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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6）
以上几件事涉及的知识并不深奥，有的是常识，可是在关键时刻，知识就是生命。一个施工队伍的平均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着工程质量、速度和造价，而且关系着人身的安全。
1958年10月丹江口水库大会战（十堰图书馆文献部）
3
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丹江口工程10多万人的生活、劳动所需的物资供应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时任均县商业局副局长的吕德配回忆——
1958年，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时成立了自己的后勤队伍，商业部门是这个队伍中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个机构从成立到撤销我一直在里面工作，时至今天，对这段情况，还略记一二，现浅忆如下：
工地商业局的筹建：丹江口大坝建设开工时，我在均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当时均县商业局没有局长，我负责全面工作。丹江口工程9月1日正式开工，当时丹江口左右两岸仅各有一个小商店，根本不能适应大局。为了保障供应，当时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指挥部决定成立一套自己的后勤机构，即工程指挥部后勤司令部，其中就包括有商业局。那时均县属襄阳地区所辖。后勤司令部的意见是，成立工地商业局必须要地区和均、光两县商业部门的领导参加。这样，均县政府接通知后，经研究决定要我到丹江口。我于11月31日仅带了一把牙刷从青山港到了丹江口工地。两位专员给我讲了丹江口工地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以及职工和民工的不满情绪，要求我们一方面积极组织货源，搞好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做好成立工地商业局的准备工作。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筹建工作基本就绪。1958年12月28日，由后勤司令部在汤家庄地质队大礼堂召开了全后勤系统的职工大会，宣布了工地商业局正式成立。
商业机构已成立，但基础条件实在太差，工地所在地的沙陀营是一个两省（河南、湖北）、四县（淅川、光化、谷城、均县）交界的三角地带，右岸的一个小集镇地名叫“三官殿”，“三官殿”实在是三不管。解放后地质部的一个钻探队来到这里，光化县（那时沙陀营划归光化县）才在左岸的汤家庄设了一个几人的小商店。
1958年8月大坝开工前夕，均县（这时沙陀营又划归均县）在右岸设立了一个小商店，两个商店加起来也只有20多人。原光化县在左岸的商店房屋是借工程上的几间旧房子。原均县在右岸设立商店时是租用当地一家姓张的民房，三间草房作门市部和小仓库，在一间磨坊角落里用砖砌了一个灶作厨房，在原猪圈上面盖了一块大油布，下面打上木柱，围上包装箱板子作为宿舍。办公、吃饭也在里边，同志们风趣地称为“三用堂”。商业局成立后，不用说住房，就连个办公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在汤家庄租了工程指挥部三间油毡房，既办公又住宿。一遇下雨天，上边漏水，下边流水，室内走路还要垫上石头，否则便要淌水。有次夜晚下雨，床边放的胶鞋漂了起来。条件虽然艰苦，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牌子有个地方挂了。开工后的10万大军——实际超过10万，我们发放计划物资时最高达到过13万，除了每个人自带一床被子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吃的、用的全靠当地供应。那时各门市部每天一开门营业，民工便一拥而上。营业员太少，无人换班，从早到晚，一班顶到底，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即便是冬天，营业员也忙得满头是汗。
丹江口大坝的建设是分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小施工、大准备三个阶段进行的。特别在1958年至1959年的第一阶段，我们的土材料供应任务非常艰巨繁重。
这个阶段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修筑土石围堰，开挖右岸基坑。就是在600米宽的江面上筑成一条长1300多米的低水围堰，在围堰的保护下才能保证基坑的开挖。这个艰巨的任务全靠人工打眼，人工出渣，真正是千军万马战基坑。“以土赶水”的施工，需要大批的生产工具和材料。每人一件生产工具，一开始就需要10万套，加上每天用坏的，特别是土筐、篓子、扁担、绳子、草包、工具把，每天得很多添置。土材料还需要巴茅、黄荆条、龙须草、木炭等。这些东西缺一不可，少了也不行，供应慢点就会影响施工进度。当时施工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大坝，确保大坝元帅升帐”。上述所需生产资料和土材料仅靠当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为此组织了专班，分工负责组织货源。除靠原襄阳地区的谷城、光化、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外，还有专门班子到陕西安康组织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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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7）
由于督办得力和各地同心协力，每天到货量很大，有时一天就到几十万、上百万斤的土材料，木料一次都是几十个木排从江上漂来，每个木排十立方米，草包一到就是几万、十几万条。那时坝上右岸未淹没的黄土岭，是我们堆土材料的场地，说堆积如山一点也不夸张。
大坝10万大军的粮、油由粮食部门经营，我们除了经营生产资料外，还负有生活用品的供应。在解决蔬菜副食品供应上，任务也很艰巨。仅蔬菜一项，每天需10万斤左右。当时当地的情况是，平地水田作为大坝施工的场地和配套的房屋建设，仅剩下左右两岸为数不多的黄土坡地。土地贫瘠，遇旱无收，加上“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方针，生产队还不敢大种蔬菜，就是种一点菜，产量也很低。蔬菜来源主要是光化、谷城，但远水不解近渴。每天总共上市量也不过万斤左右，这对10万大军来说，真是杯水车薪。民工意见很大，吃饭无菜，只能以盐水调剂口味，不仅影响了身体，也影响了施工进度。
鉴于上述情况，工程指挥部党委在建设纲要20条中提出了生产、生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在第15条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