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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始。而水主阴，体现的是刑杀，于是本朝的执政风格，也因此主张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不讲究仁慈宽和，以配合五德的水性。
其实，五行的生克，原本属意的，只是与前朝的替代关系，礼仪制度，不过是关联而及，让臣民们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时时感觉到新朝的不同气象。但由此能够生发出政治风格掌控的天赋理由，则是出乎一般意料的超凡理念。
实在说，周朝的崩溃，诸侯的失控，在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之后，天子对庞大国家的控制，似乎是不能以仁慈宽和来达到的。即便兴亡不关百姓，但那些失去国家的诸侯孑遗，是不会甘心在郡县里面偷安的。而这些不安分元素，完全有机会，利用军事残灭中的普世怨恨，挑起局部乃至全国造反的祸端。而将这些祸端的苗头及时予以扼杀，在民主体制远未诞生的那个时代，大约只好是仁慈宽和的反面了。于是，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成为皇帝不能不选择的选择。有时候，解决统一后的问题，比解决统一的问题更难。在统一之后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上述选择，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
当然，自孝公用商鞅之说，变法修刑，百姓在三年苦之之后，皆以为便，因而秦的严刑峻法治国，其来有自。而且在剿灭六国，成就一统的历程中，未必没有它的激励作用。而往更早了追溯渊源，老祖宗的皋陶，便是以五刑为依托的司法先驱。现在，皇帝只是将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加减之后变成了国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由诸侯之法递进推广为天子之法。
龙年·水德（2）
应当说，皇帝并没有隐瞒甚至还在在昭彰地公示自己的这种政治理念，其中或许有震慑百姓的居心存焉。而竟然能从五行的角度，对这种时也势也才决定出的执政风格，进行逻辑上的有理推断，将政治统治的手段阐述出天赋天理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正义味道，真的要佩服这史上第一个皇上，果然不愧千古一帝的评价。
接下来的，是远比帝号礼仪之类更为至关重要的政权统治方式。在御前的听证会上，以丞相为首的群臣，均主张派遣皇帝的子弟，担任王侯，继续前朝的分封制度。但这样的承袭，其实并不利于六王伏辜之后大一统国家的局面。从本土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要想建立中央集权，保障天子的权力效力能够得以充分表达，不选择分封，该是明智的。虽然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历史的确可以提供一些现世的证明。以血缘继统为基础的分封世袭，十分容易从地缘培育另立中央的活思想，虽然从理论上，大家都是同祖同宗的一家人，属于一棵树上长出的树林，但在政治权力的追逐上，渐行渐远的亲情，并不影响异己念头的丛生。
而抛弃血缘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从根本上保证了血缘的惟一性，地方官员的派遣制度，直接根除了世袭导致的权力在地缘方面的分解游离，是天子可以直接控制的爪牙，由此的确可以达到后世所谓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收放自如的全盘局面，天子也才真正可以致驭万民。而汉代为了集权，调控分封于诸侯子弟手里的地缘政治权力，实在宛如与虎谋皮，诸侯为乱，国家动荡，需要付出的成本，果然十分巨大，足以从后来的反面，证明分封的利害。
其实，只要能够琢磨到皇帝对权力控制的热烈执著，便不难揣摩到两种制度彼此性价比的高下。但是这种理论上的不难，现实中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你要能够体味到权力和血缘子弟之间，皇帝的真正取舍。所以当此时也，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李斯，整个秦朝，只有一个。他说：
周文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传说周武王伐纣灭殷之后，子弟功臣，亲疏远近，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家，这些取得地域控制权力的大小长官们，盛衰消长，强者坐大，弱者消亡，领土方面的欲望，远甚于所谓的亲情，利益面前，很容易成为冤家仇雠。而缺乏地域控制力的周天子，凭借没有丝毫统治力量的道德规范，不但失于控制，最终还难逃被吞并的下场。
在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其实几乎就是诸侯的地方自治，对天子代表的中央，可以有不听招呼的弹性权限；制约他们的，似乎只有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道德自觉。因此，在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分封与郡县的政策面倾斜，明眼人都是豁然的。
而郡县制度，当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与分封早就交错存在的。国家目前面临的，倒未必是创立一个完全新鲜的什么东东，而只是在新的国家版图上，究竟哪个需要从制度角度得到明确的肯定，覆盖面积更为广大的问题。
其实，所谓制度，只是利弊权衡之后的选择，选择者在意的，无非是于他而言正面负面效果的均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制度本身，实在无所谓对错正误。
李斯的理由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在提出了赏赐子弟功臣的善后解决办法之后，强调郡县制度不但在建立新王朝改天换地之际，十分方便更新变易，而且尤其是保障天下安宁的必须手段。这一点实在击中了皇帝心中的要害，不愧日后成为总干事的睿智，几几乎是领袖身边的文胆了。
于是，该建议当然遭到了皇帝的强烈认同，在一番侯王正是天下苦斗不休根源所在的声讨下，天下初定再行立国，便是自树刀兵，成为放弃分封为主体制度的绝对理由，于是，郡县制成为秦王朝的不二之选。这也许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境界，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袤疆域里，划分出三十六郡，以中央派遣的守、尉、监分职管理。这样的制度选择，并没有因为秦祚的短促而丧失使用价值，甚至在不久后来的七国之乱教训下，郡县制所代表的由中央任免官僚的地方行政制度，几乎得到了所有后来王朝的认同，所谓百代都行秦政事，尽管个中层级名称多有变化，但作为与血缘分封相对立的国家行政制度，穿越千年，成为民主体制登陆之前的首选。
龙年·on the road（1）
郡县确定后，又将百姓的称谓，也定义为黔首，字面意义即黑头。其实，三十六之于六，以及黔首云云，都有比附五行水德的痕迹。后者此前或许是秦地的方言词汇，散见于秦国的文书中，现在成为通行全国的典范官方话语。
或许黔首的意义不仅于描摹头部的颜色，但如此更名后，黔首们还是得到了直接的实惠，这便是大酺。大酺的意义，按照唐人张守节的正义，是天下欢乐大饮酒也。是君王特许的民间大会饮，表达的是庆祝和欢乐，意义基本等同于嘉年华，虽然不是印地安酋长们倾家举办的叫作potlatch的夸富宴，但却也是平日里没有机会的狂欢，并且是皇帝的特批亲许，没准儿人头上另外的赏赐也是有的。
史书上有记载的上一次大酺，是在荡平五国的去年，仅仅一年，就得以再次享受这种钦赐的聚会，满足口腹和交流上的欲望，谁又能说，天下大事和百姓——该说黔首才是——丝毫无关呢。
也许，物化为如此可怜的政治甘霖，会被某些人批为廉价的恩典，但于活着等于遭罪的黎民黔首来说，有恩典哪怕是可怜的恩典，总比没有要好，所以最贫穷的国家里，往往充满幸福的面孔。
与郡县制度推广全国同时进行的，是将全国范围内民间私藏的兵器，统统收缴，解送京城咸阳。这当然是统一后保持稳定的手段。此前的连年兵燹，必然造成长短大小不一的凶器散布民间，这无疑潜伏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风吹草动，它们便可以成为不轨者们对抗中央时身边随手可及的利器。与此相配套的，还有拆除各郡县的一应城堡，根除作乱的可能工事。
正巧这一年，临洮一带，有身高五丈的十二个长人出现，脚踏六尺巨鞋，穿着夷狄服装。这样的灵异事件，当时被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收缴兵器便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销毁它们，制作成十二套国家礼器的钟鐻和铜人，化干戈为祥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