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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拿下皇城里的那个傻小子，易如反掌。不过，他们疆土大，根基还在，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垮掉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练好我们自己的精兵强将，等着天意亡他那一天。”（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具有这种头脑的一个人，他的确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对手——崇祯皇帝，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城中痴儿”——皇城里的傻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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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1）
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会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公元1629年，是为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满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傻小子，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
被认为是国家干城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和同志们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到百孔千疮的全过程。速度之快令人目瞪口呆。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许就只有洪承畴和孙传庭了。他们，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悲喜剧。
松锦之战就发生在皇太极和洪承畴之间。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能文能武，富有才干，曾经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真正克星。当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时，闯王高迎祥就大败于洪承畴指挥的一次大战中，他本人也被洪承畴的同事孙传庭所俘，并被送往京城处死。李自成成为闯王后，在与洪承畴的陕西潼关南原一战中，全军覆灭，李自成仅仅带领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恰在此时，皇太极发动了针对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假如崇祯皇帝多一点点政治谋略和战略头脑，不是急吼吼地将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去对付皇太极的话，李自成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可能会死在商洛山中，而不是后来的九宫山。当时的大诗人、大学者吴伟业认为，大明帝国“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意识到，这种见解，的确有根据而且十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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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2）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638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冬天。
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根本就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明帝国陕西三边总督时，曾经专门负责平息关中地区的农民暴动，孙传庭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孙传庭有大才干，治军严整，作战作风凶悍而富有谋略，在与暴动农民的周旋中，屡立大功。高迎祥死在他的手里，李自成也大败在他手下，一大批农民军首领都曾经吃过他的大苦头。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似乎就没有打过败仗。《明史》作者认为他“沈毅多筹略”，就是深沉刚毅、多谋善断的意思。（《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假如运气足够好，或者上天能够赋予他另外一种才能的话，他可能能够成为大明帝国末年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可惜，他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上帝对他还不够关爱，没有在赋予他处理军国大事之能力的同时，还兼具其他帝国官场更加看重的才能，比如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乖巧一点、更讨人喜欢一点等等。结果，由于他性格和才能上的此种特征，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很生气，后果也就变得特别严重。
差不多就在他屡立大功的同一时间，崇祯皇帝特别着迷地宠信上了杨嗣昌，几乎给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理军机大事的全权。偏偏孙传庭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所好的才能，把一位同样得罪不起的大太监高起潜也得罪得不轻。于是，孙传庭应该受到的奖励和晋级便多次被压在杨嗣昌手中，他的部下也自然受到了同等待遇。
潼关南原战后，李自成全军覆灭，只有十八骑随他逃遁到商洛山中。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彻底搜剿商洛山时，皇帝急急忙忙地命二人率部进京，前去保卫京畿并对付皇太极。就此，李自成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孙传庭则掉进了无边的噩梦之中。
孙传庭接到崇祯皇帝的调令，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赐尚方剑，代刚刚战死的总督卢象升对抗入侵清兵。当此时，孙传庭带兵来到了北京郊外。杨嗣昌和深受皇帝喜爱的大太监高起潜不愿意孙传庭见到皇帝，二人找了许多理由，证明孙传庭十分招人讨厌，说服皇帝下旨“切责”——痛斥孙传庭，并以京师戒严为名，不许他进京朝见。恰在此时，洪承畴也赶到了京郊。皇帝不但派人来到郊区犒劳，而且命他即刻朝见天子。搞得孙传庭意兴阑珊，颇感郁闷。
随后，在杨嗣昌主持下，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此时的孙传庭还是没有学会看人脸色，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和杨嗣昌争辩不已。他认为，不应该把陕西精兵长期调离山陕地区，以防造成不可测之后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