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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7年是为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整个一年风云变幻、波诡云谲。
正月初八，登基四个月的皇太极借朝鲜正在内乱、乏力抵抗之机，出兵朝鲜。
两个月后，三月三日，朝鲜国王与后金汗国代表签订了约为兄弟之邦的城下之盟。
五月六日，皇太极出兵辽西，继父亲努尔哈赤一年前败于宁远城下之后，在锦州和宁远城下再败于袁崇焕之手。
七月初二日，刚刚第二次重创后金汗国的袁崇焕在魏忠贤与朝堂官员的挤兑下，不安于位，辞职回乡。
八月二十二日，在努尔哈赤死后整整一年时，大明帝国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缠绵患病后死去。三天后，在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一年之际，天启皇帝朱由校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皇帝位，是为崇祯皇帝。
三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开始修理魏忠贤。
十一月初，曾经势焰熏天、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魏忠贤自杀，阉党星散。
帝国朝局为之一变。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袁崇焕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先是崇祯皇帝下令恢复了他的官职名位，随后又派人前去他的家乡召他还朝。
第二年七月，在黯然离职一年之后，袁崇焕又在崇祯皇帝的召唤下意气风发地衣锦回朝了。此时，他的职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这个职位大体相当于今天国防部长兼中央监察部副部长，负责整个辽东第一线针对后金汗国的军事指挥。
从此以后，袁崇焕在帝国政治迷局中，一步走错之后便步步走错，再也没有了全身而退的机会。
说起来，袁崇焕走错的第一步，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甚至就是几句话而已。只是，这是几句关乎帝国命运的话，是出于帝国前敌最高军事统帅之口，入于帝国国家元首之耳的几句话，于是，就变得重大无比。假如，袁崇焕置身于一种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制度环境之下的话，事情可能还不至于变得如此之糟。可是，当他所身处其中的帝国制度，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制度，是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决定另一个人生死荣辱的制度时，事情就变得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令袁崇焕再无退路，以至于乱了方寸。从此，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变得惨痛无比。
袁崇焕来到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即召见于平台，听他谈论平辽方略。
十七岁的小皇帝朱由检见了袁崇焕，先是慰劳备至，然后发问道：“建州女真小丑跳梁至今已经十年矣，土地沦丧，生民涂炭。卿不远万里响应召唤，忠勇可嘉。你有什么方略想法，不必顾忌都可以谈谈。”
袁崇焕说：“臣的所有方略想法，已经都写在给皇上您的报告里了。”
皇帝说：“报告我会仔细看，你先谈谈你的主要想法，比如，辽事什么时候可以平复？”
时年四十五岁、久经战阵的袁崇焕，一谈起边关仍然会心潮激荡，遂慷慨陈词，曰：“臣承蒙皇上特殊的眷顾信任，要是皇上能够给我全权的话，五年之内，一定可以平息这个祸害，恢复全辽。”
小皇帝一听之下，大喜过望，也随之慷慨激昂，曰：“五年灭寇，就是方略！到那时，赏千金封万户侯朕都不会吝惜。你要努力好好干，解除天下的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会有福啦。”
袁崇焕顿首拜谢。
心潮大约同样激荡不已的小皇帝，高兴地转回休息室去小憩，可能是去解手。一位参与召见的同僚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你有把握吗？有什么具体想法没有？”
袁崇焕答曰：“也没什么具体想法，我看皇上很焦虑，就那么一说，安慰安慰皇帝而已。”
这位同僚一听急了，警告袁崇焕说：“皇上英明过人，你怎么可以随口许诺？五年以后，皇上要是让你兑现承诺，你怎么办？”
史书记载说：袁崇焕顿时感到“抚然自失”。片刻，皇帝转回来，他赶紧报告说：“辽东的事情很不容易解决。陛下信任臣，臣不敢因为难而推托。臣估计大约要用五年左右时间。但这五年里，所有事情都必须要相互配合好，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部和工部都得全力支持，十分顺手才行。”
博弈：只有一次机会（2）
皇帝将目光转向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两位尚书赶快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继续报告说：“吏部和兵部任用什么人，罢免什么人，调兵遣将等等，总要朝中和边疆事事相应，才能得心应手。”
皇帝将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书，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顿首叩谢，曰：“以臣的能力，收拾辽东有余，调剂众口不足。一旦离开朝廷国门，立刻就如万里之遥。嫉贤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存在，他们害怕皇上法度威严，即便不敢用权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见来扰乱臣的方略。”
史书记载说，崇祯皇帝站起身，侧耳仔细倾听，片刻，谕：“你的报告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毋须疑虑，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钱龙锡、刘鸿训等人也盛赞袁崇焕：“肝胆义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灭掉魏忠贤及其同志们，只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的确是在没有军国重臣的支持下，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这一点。当时，人们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权势的无比庞大、显赫与令人畏惧，时常忘记他只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虫这一事实。因此，帝国臣民对于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魏忠贤，显示出了由衷的景仰与赞叹。天纵英明、乾纲独断、宸机独运、深谋远虑、雄才伟略等是人们谈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普遍使用于皇帝身上的词汇。
从其一生行事判断，崇祯皇帝本人肯定同意这些赞美，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伟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话，他实在应该对于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设计的帝国制度，充满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实际上，正是那样一个制度，才能够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在帝国中枢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庞然怪物。同时，又在更加短促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帮助崇祯皇帝除去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时的崇祯皇帝心情舒畅，自我感觉绝佳。如今，他也觉得袁崇焕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大将之才。因此，给了他极高的礼遇。为了统一事权，在大学士们的建议下，崇祯皇帝收回了赐给其他边疆文武的尚方宝剑，专门只赐给袁崇焕一人，并明确允许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将决策权管理权全部下放给袁崇焕，允许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独立作出决定。
从此，“五年复辽”这个颇为轻率的承诺，就成了真正的梦魇，沉甸甸地压在了袁崇焕的心头。后来，他作了许多努力，试图为自己体贴皇帝而导致的失言拓展出一点回旋空间。结果，他的每一个努力，都变成了新的绳索，将他束缚得更加牢固。无从理喻的帝国制度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们，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到：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