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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国防部长也是东林官员，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调动辽东兵马时，都不愿劳神知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廷弼询问他时，亦不屑作答。搞得熊廷弼怒火高万丈，却又无从发泄。更有甚者——用今天的事例类比，这位国防部长甚至或明或暗地指示王化贞，在辽东军事上可以自作主张，不必理睬熊廷弼。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促成了王化贞对熊廷弼的蔑视。
王化贞与当时尚称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打过交道，双方感觉都不错。此时，这位蒙古酋长不知是喝酒喝高了还是谈得投机口滑，拍着胸脯口无遮拦地告诉王化贞，他可以出四十万骑兵，帮助王化贞干掉努尔哈赤，把那个什么鸟后金国彻底从地球上抹去。我们知道，这种许诺对于急于建功立业或一夜暴富的中国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就是今天，许多董事长之类也是在类似情形下被人牵上沉船的。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可能是王化贞太想让熊廷弼闭上嘴了，于是，想也不想便将此上报朝廷，并列入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他还真的为此出兵进攻，直到确认那位蒙古酋长不会出现，才慌忙撤退回家。
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抚顺叛将、如今努尔哈赤的驸马孙女婿李永芳暗中联络上了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说是他愿意做内应，帮助王化贞与孙得功一举干掉努尔哈赤。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通过李永芳答应这位孙得功，只要能够生擒王化贞并献出广宁城，孙得功就会像李永芳一样成为努尔哈赤的驸马并得到高官，双方就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得功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移，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秘，越发看不上熊廷弼，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兵马，全部交给孙得功节制。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统统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并且还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五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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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广宁（7）
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如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
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十一月壬戌。）有人总结这种情形说：“自有辽事以来，从来不曾看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十月乙未。）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们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公元1622年即大明天启二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立那件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按照孙得功的策划，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早已布置停当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惊惶失措地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从而，验证了那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老话。
在大凌河边，王化贞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尽弃前嫌，在熊廷弼面前大哭。熊廷弼此时的表现确实没有风度，他微笑着询问王化贞：“您不是说要提六万之兵一举荡平吗？今天这是怎么啦？”王化贞顾不上计较，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商量战守事宜。这时，熊廷弼手中只有五千兵马，不知是出于兵力悬殊的无奈，还是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他回答王化贞说：如今为时已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护送流民入关。
其实，用兵谨慎、善待时机的努尔哈赤，此时距离广宁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并没有长驱直入进占广宁城，直到两天后，外围明军基本被扫荡干净，方才渡河来到广宁城下。据说，努尔哈赤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辽东第二大城市广宁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昨天的大明帝国臣民们在载歌载舞中，排着队向他行叩拜大礼，将他迎进了他应该很熟悉的辽东总兵府。史书记载说，此次，努尔哈赤出动的兵力大约在五到六万人左右，而王化贞手中的全部兵力可能在努尔哈赤之上。在广宁城下，孙得功率领王化贞交给他统帅的、为数应当不少的大军，开城迎接了努尔哈赤。
孟森教授推测，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作为，并认为自己在此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孟森《明清史讲义》）。
就这样，帝国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失守了，帝国首都再次宣布戒严。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从而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死，加剧了帝国上层的争斗与分化，甚至，东林党失势和魏忠贤得势可能都与此干系极重。因此，若从政治、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判断，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可能比萨尔浒之战还要重要许多。
不久，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这时，东林党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褊狭与拙劣。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王纪、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没有多少道理地要求将熊廷弼、王化贞一同处死。熊廷弼真的就此被逮捕下狱，后来惨死狱中。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两个比熊廷弼可怕千百倍的敌人铺垫了道路。这两个敌人，一个是大明帝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努尔哈赤，一个是东林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在后来几年间搅得整个中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只比皇帝少活一百岁的太监——九千九百岁魏忠贤。
夺取广宁（8）
熊廷弼被抓进监狱后，真的做了一件蠢事，他拜托一位能量极大的江湖人士，说是准备送给魏忠贤四万两白银，以求雪冤。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听说了此事，又没有拿到银子的魏忠贤恨之入骨，发誓要早日看到熊廷弼的死。两年多以后，已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终于将熊廷弼和几位根本搭不上关系的东林党人扯到一起，愣说一位极受人尊敬的东林党人接受过熊廷弼的贿赂。于是，将他们一起干掉了。
熊廷弼的死说来令人心酸，我们不说也罢，就此打住吧。
这时，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出现，使辽东局势又添变数。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晦暗不堪的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亮色；对于努尔哈赤来说，眼前又现强敌。这个人就是时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
孙承宗的另外一个身份也让人不能不心存敬畏，他还做过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使那位即位之前比文盲强不了多少的少年天子，多少读了几本书，懂得了一些道理，也知道了要敬重老师。
孙承宗能文能武，清廉刚正，威望素著，后来以帝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担任辽东经略。这些，可能是他在经略辽东的任上坚持三年之久，令努尔哈赤在三年多时间内只能相持、始终不敢轻动的主要原因。
可惜，随着朝中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位被视为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