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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先后席卷辽东七十余城，可谓攻无不克。如今，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作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今日，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夺取广宁（5）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可能因为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阉党的惨烈斗争及其遭遇严酷迫害的缘故，人们不愿过多责备被迫害者。于是，对这段历史予以淡化甚至严重歪曲。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知道这种真正狗屁不通的做法除了使人更加愚蠢之外，找不到对国家民族的任何有益之处；知道了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从而，不把希望与前途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熊廷弼的脾气秉性。当时有人说他：“才华笼盖一时，盛气凌厉一世，揭辩纷纷，导致众怒，共起杀机。”（《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熊廷弼。）就是说，此公的坏脾气惹起了众怒，大家都起了干掉他的念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恰当的描述应该说，在剧烈的党派斗争中，熊廷弼的对立面占据了权力上的优势才对。
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的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事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巾的是，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
熊廷弼的搭档名叫王化贞，比熊廷弼早几个月来到辽东，是由东林党人推荐的辽东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由于熊廷弼到任之前的前任经略因病不能做事，因此一切行政、军政、财政事宜均由此人负责。后来由于招致惨败，人们习惯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刚刚接任辽东巡抚一职时，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名声极大。
他驻守于辽东最后一座重镇——广宁。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亦称北宁市，是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也是西联山海关、东接辽东首府辽阳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东北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市与重镇。当时，人们习惯称呼的“辽广”，就是辽阳和广宁的简称。如今辽阳已经由辽东巡抚驻地变成了努尔哈赤的首都，广宁也就变成了遏制努尔哈赤西进，进而相机恢复进取的最重要前进基地。
王化贞到任时，广宁城里只有残兵千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广宁必不可保。王化贞不信邪，他召集流散勇壮，鼓励士民联合蒙古人共同御敌，竟然很快组织起了一万多人的部队。他率领弱兵残将力守孤城，且意志坚定，一时间，声名大著。朝廷认为他才堪大任，将守卫广宁地区的重任托付与他。
熊廷弼到北京后，提出了三方布置的复辽方略，大意是，其一，以广宁兵马对垒辽河岸边，因应地理条件形成形格势禁之势，以阻止并钳制敌人主力；其二，于天津、登州、莱州设立水师，乘虚登陆金州、复州、海城、盖县一带，动摇辽南人心，迫使努尔哈赤分心、分兵内顾，以便收复辽阳；其三，于山海关特设经略，总控三方，协同战守，在努尔哈赤腹背受敌之际，全线进击，将其击溃之后灭之。基本方针是强调防守，积蓄力量，再图反攻。
这的确是一个即稳健又扎实可行的方略，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气魄宏大而又富有战略眼光。但是，这样可行的战略，却必须有一个坚强有为的皇帝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方才可行。而熊廷弼面临着的局面是，当他拼命以兵马、钱粮、器械等军务催促兵部、户部、工部时，他的皇帝，可能正在皇宫庭园里满头大汗地雕琢木匠手艺呢。中央政府的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叶向高，则根本不认为熊廷弼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些六部尚书们，大约宁肯做亡国大夫，也不愿看到他熊廷弼的成功。
此次，熊廷弼的方案一经提出，皇帝便迅速批复，同意此方略，命熊廷弼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并在熊廷弼离京赴任时，为他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夺取广宁（6）
然而，对此，王化贞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熊廷弼这个人，不喜欢这个方略，不喜欢他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更不喜欢他有可能夺去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军队。而熊廷弼也对王化贞的某些布置不以为然，于是，二人开始了唾沫横飞的口水战。然而，皇帝表态说支持熊廷弼的主张，搞得王化贞好生没趣，心中怏怏不快。于是，报告皇上说，您特别看重熊廷弼，他对辽东事务又轻车熟路，成竹在胸，必可一举灭敌。熊廷弼一听，顾不得其中的醋味，赶快请求皇帝警告王化贞，不要借口经略负有责任就坐失时机。就此，经、抚不和开始公开化。
然而，虽然在理论上讲，至少在辽东军事布置上，王化贞应该接受熊廷弼的领导，但实际上，比较起来，王化贞的底气却比熊廷弼要足得多，根本就没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种状况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王化贞是现任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即内阁总理大臣叶向高的门生。在历史上，这位叶向高口碑不错，人们时常愿意替他遮掩在此事上的错误。但，叶向高的确错了，在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上，这位东林内阁首辅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叶向高本来就讨厌熊廷弼，如今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全心全意支持王化贞，言下之意是，任命熊廷弼这么一个经略根本就是多余。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兼老师的身份，袒护王化贞对抗熊廷弼，令王化贞有恃无恐。
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国防部长也是东林官员，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