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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自珍也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了。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个请求，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美丽的永新，美丽的女儿（5）
欧阳洛等人进了南昌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永新县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食言，果然把在南昌所能买到的进步杂志：《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源源不断地寄回来，同时还寄来了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互相传阅这些书刊，是贺自珍和伙伴们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事情了。她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到深夜，那种入迷的劲儿，远胜过先前看侠客小说。这些书刊，打开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像在她的心里点燃了一盏明灯。她懂得了一个真理：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推翻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穷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放暑假了，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家乡，贺自珍同他们又重新聚到一起。已经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传播者。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的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讲的人滔滔不绝，听的人兴趣盎然，谈话往往从白天进行到傍晚，甚至深夜。
那时的贺自珍，又天真又幼稚。她以为革命的道路一经找到，共产主义社会马上就能实现。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忍不住站起来，挥着手，热情洋溢地说：
“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人民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她哪里想得到，以后革命的道路竟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艰难曲折！
大革命的形势，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对这种政治形势，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福音堂小学女部原来就分为两派的学生，这时又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她们以对大革命是赞成还是反对，分成左派和右派。贺自珍同她的好朋友，是坚定的左派，豪门小姐都是右派。两派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比如：军阀该不该打倒？共产主义好不好？对国共合作赞成还是不赞成？等等，都会成为争论的话题。贺自珍把从书刊上看到的道理搬过来运用，经常把右派学生驳得无法应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担心。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孙中山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自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决定参加这个###。
第二天，她们身穿白色的素服，正在学校集合，准备出发，一个女教士赶来，声色俱厉地说：“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谁让你们参加什么会？不许去，一律不准请假！”她站在学校的门前，用她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学生的去路。
贺自珍看到教士蛮横的样子，从队列中走出来，浓眉紧蹙，一双眼睛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质问道：
“孙中山先生是大众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去世了，我们中国人难道都不能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爱自己的中国，我们尊敬爱国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追悼会？”
说罢，她一摆手，同学们一齐拥向门口。女教士看看阻拦不住，只得闪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了。
她们列队来到龙家祠，在龙家祠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学生了。贺自珍同他们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冲破了学校的阻挠，才参加大会的。
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很多学校的学生代表讲了话，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愿，把革命进行下去。
开完追悼会，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追悼会开得真棒！我们来对了。”
“我们会是参加了，可是回到学校，还不知会怎样挨罚呢，那两个坏东西是绝不肯甘休的。”
听着同学们的议论，贺自珍心里一动：是呀，要想一个对付的办法才好。她默默地思忖了一会儿，对同学们说：
“不要怕，我们有理就不怕她们。你们回家都准备一块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上面写上‘爱国英雄’四个大字，在木板上打上两个洞，穿上一根绳子，明天上课时带来。”
同学们有些莫名其妙。贺自珍悄声告诉大伙明天如此这般，大伙信服地点头答应了。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她们来到学校，女教士已经铁青着脸在等她们了。她把参加追悼会的同学，统统叫到前边来，命令她们跪下，向上帝认罪。她厉声威胁着：
“哪个不请求主的宽恕，就开除谁！”
看到左派学生要作难了，班上的右派学生撇着嘴，得意地发出嗤嗤的笑声。
左派同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一个人跪下。
贺自珍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我们没有罪，爱国没有罪，我们用不着请求谁的宽恕。”
说罢，她带头把写着“爱国英雄”的木牌挂到胸前。同学们也把做好的木牌挂到胸前。她们又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同学，昂然地站立着，让所有同学都看到“爱国英雄”这四个光灿灿的大字。
班上的同学惊呆了，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如此有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事情只好就此作罢。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贺自珍和左派学生经常挂着这块牌子去上学，不仅在学校里挂，上学的路上也挂。她们故意招摇过市，用这种方法宣传革命，让县里的人们都看到她们向往革命的决心。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平，家庭的风波又起。原来，不仅贺自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安分分”读书，也都去闹###、搞斗争。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了，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两位老人吓坏了。父母亲先是劝说，没有效果，一气之下就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然而，一把锁怎么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自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自珍要干革命已经铁了心。不论父母亲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好，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了。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念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找个有钱人家出嫁，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连她一时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走这条艰苦的路，不愿意吃喝玩乐虚度一生。她这个决心已经下定，义无反顾了。
明月共潮升（图）（1）
贺自珍与李敏、外孙及朋友在苏州（1974年） “要再‘疯’下去，趁早嫁出去算了”
严寒的冬天已经过去，春色悄悄地来到树梢：柳树绿了，桃花红了，1926年的春天来到了。
贺自珍觉得，这一年的春天特别的动人，特别的美丽。大革命的形势经过迂回曲折，终于蓬勃地向前发展，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指日可待了。这大好的形势催开了她心底的春天。特别使她激动的是，在这一年的4月，她由一个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欧阳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