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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6）
毛泽东也找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谈，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这些同志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也同意他的观点，谈一谈，是为了更多地增进了解。
贺自珍心里很清楚，毛泽东主要做这三个同志的工作，是为了在执行王明路线的同志中，把可以争取过来的同志，都争取过来。这样，在政治局和军委中，就争取到多数同志对他的了解和支持。他不仅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还找中级的军政干部、以至普通战士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贺自珍曾这样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具体怎样同这些同志谈的，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连队，行军时不在一起，有时宿营了，我去看他，他不在，同志们告诉我，他去找什么人谈话了。到了遵义后，他的活动我倒是知道一些。”
红军打开遵义城后，军委安排毛泽东在旧城的一栋洋房里住下，贺自珍同他住在一起。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离开会的地点不远。他们夫妻住在楼上，警卫员住在楼下。遵义会议是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几天才开的。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抓紧时间做同志们的工作。在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敢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市面很热闹，店家很多。有一天，贺自珍上街，见到有很新鲜的鱼卖。她知道，毛泽东爱吃鱼，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点鱼。回来后，她加上辣椒，烧好了，等着毛泽东一起吃。谁知她从傍晚等到天黑，又从天黑等到深夜，都不见毛泽东的影子。她困得睁不开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毛泽东才回来。贺自珍有些埋怨地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吃饭了没有？肚子不饿啦？”
“还没吃饭，顾不上呀！”毛泽东这样回答。
“这么晚了，还忙什么？”
“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
他看到贺自珍因为等他还没有吃饭，便歉意地笑了笑，说：“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
这样，他们的晚饭成了“夜宵饭”。
在这个关键时刻，忙碌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的屋子也是彻夜亮着灯光。周恩来的住所离贺自珍他们的住所很近，从贺自珍窗口便可以望到周恩来房里的灯光。第二天，她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熬了个通宵。他不但要准备会议的报告，还打了好多电话，布置警戒。他身体不好，带病工作，警卫员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明天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不布置行吗？最后，他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遵义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贺自珍觉得，会上、会下都很紧张。会上紧张，是两种意见斗争得很激烈；会下紧张，是没有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贺自珍在内，急切地盼望知道会议的结果，真是把眼都望穿了。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回家吃饭。贺自珍想打听消息，又不敢乱问，只是试探地说：
“会开得可好？”
“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
“会上都讨论了些什么？”
“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
贺自珍觉得放心了。她有一种直感：情况已经好转，转折快要出现了。
果然，1月中旬一天下午，会议还没有散，贺自珍同几个同志正在一间屋子里抄写标语，一个女同志快步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说：“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了！”
在座的同志都欢呼雀跃起来，贺自珍也开心地笑了。
这个女同志对贺自珍说：
“中央让我们马上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各个军团，译电的同志忙不过来，你帮助一起译电好吗？”
贺自珍高兴地答应了。当时军委负责发电报的有四个人。贺自珍是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学会翻译电报的，能亲手把这个喜讯传到全军，是件光荣的事情啊！
这天，毛泽东回到家里，一见贺自珍，就欢喜地说：“王明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
“是呀，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贺自珍高兴地回答说。
会议精神迅速在全军传达了。毛泽东还亲自到一些军团作传达。全军士气大振，他们欢呼：红军得救了！我们的党得救了！
此后，毛泽东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过：“国民党的士兵有两条腿，我们的战士也有两条腿，可是他们的两条腿，走不过我们的两条腿。”他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带领红军四渡赤水，大幅度地迂回于云、贵、川三省的广阔天地之间，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
患难心相随（1）
丢下下一代
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自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到一间屋子，把贺自珍扶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殿后的部队也走过去了。他们留下了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时前翻过这座白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自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可能是因为靠近大路，被敌军多次洗劫，主人已经不在。贺自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贺自珍生下了这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把她从房里抬出来上路了。贺自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自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个银元，交给钱希均，说：
“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自珍走了没多远，钱希均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自珍说：
“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
贺自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自珍唯一留下的女儿李敏到了她爸爸的身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由于长征路上筹粮困难，分娩后的贺自珍经常吃不饱肚子，当然更谈不上产后营养了。可是，就是这样一点微少的供给，她有时还慷慨地分给有困难的同志。有一次，队伍开进云南一个地方，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都分到了一份。连里照顾她产后虚弱，给她分了个双份。贺自珍不肯接受这个特殊的照顾，她只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回连部，恳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把自己那份送来，放在贺自珍的手里，对她说：“你做得对，共产党员应该先人后己。”
贺自珍收下毛泽东送来的那份火腿，并没有一个人吃，而是同连里的同志一起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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