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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贺敏学任参谋长。以后，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对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撤了她的职务，把她送进了党校。
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秦邦宪）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自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自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自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青源山，以当斋公、斋婆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毛泽东被留党察看的缘由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自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6）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搜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自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
“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执行者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结果，蒋介石派重兵围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部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垮台了。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坐失良机，却反而批评了毛泽东，并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毛泽东对自己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倒没有说什么，却在担心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安危。他沉痛地对贺自珍说：
“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4年1月，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贺自珍是这样形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
“李德生得很高大，他是德国人，可是开会发言却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泽东想扭转这股潮流的斗争就更加艰苦了。”
“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和颓丧，他利用这段时间，埋头读书。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了许多。毛泽东把能够搜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派性》，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他对贺自珍说：
“你也来读读这篇好文章。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是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格外革命，实际上对怎样克服困难，发展革命工作，毫无办法。”
贺自珍接过小册子，认真读了一遍，她把毛泽东用红笔圈出来的地方，仔细想一想，“左派”的确同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调子是一样的。她不禁对毛泽东说：
“王明的追随者们满口是马列主义，这本马列的书他们就没有读好。”
“我们全党都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