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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们住最底层。看得出，这位道士虽然隐居山林，但非常喜欢结交各类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平时他身边只有一位家僮时刻跟随。晚年他修习辟谷导引之术，传说年过八十相貌还像年轻人一样。
有趣的是，他有一次做梦，梦见有佛来为他授记①，说他将成为“胜力菩萨”。于是，这位道士就来到阿育王塔下明誓，并受了佛家的五戒。也就是说陶弘景这位道士既通道术，也算是佛家的入门弟子，但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位道士。按照佛教受戒的规矩，受五戒②者必受三皈③，受三皈者，不可以再信受其他外道。而在这位道士的思想中，佛、道两家的思想很可能也被搅到了一起。所以他与佛教的和尚们也时有往来，相互交流。下面这首诗就反映了他与和尚交往、诗书唱和的情况：
和约法师临支诗
陶弘景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
今日为君尽， 洒秋风前。
他和所有的道士一样，喜欢研究神奇玄妙的事情。特别是在“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等方面颇有成果，史书说梁武帝还服食过他炼出的金丹。他有一些道学著述，当中多杂有佛、儒两家的思想。梁武帝在雍州起兵的时候，陶弘景曾命弟子奉表来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拥戴的表示。我们可以注意到梁武帝起兵时，响应者不光包括前朝的武将、文官，连那些隐居深山的修道者都作出这样的表示，可见大势所趋。
据《南史》卷七十六记载，后来陶弘景书写谶言道：“水丑木”，为“梁”字。萧衍的反政府军打到新林时，陶弘景遣弟子“假道奉表”。后来听说萧衍集团正在谋划禅代之事，他便援引图谶，很多处都呈现“梁”字，于是令弟子进献“梁”字给萧衍。由此看来，后来萧衍定国号为“梁”，与陶弘景有很大的关系。此后登基仪式、祭告天地大概也少不了这位道士择吉日定良辰等“形而上”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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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的面目（2）
《梁书·陶弘景列传》中还提到，梁武帝即位后，想请这位高人出山辅政，几次下诏、极尽美言，但都被婉言谢绝。武帝对陶弘景更是优礼有加，每遇吉凶征讨等大事，都必上门请教。用史书上记载的话讲就是：“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因此陶弘景在当时得了个“山中宰相”的绰号，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就是梁武帝的“外脑”或“智库”。梁武帝还为这位道士炼丹搜集了大批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稀有原料。后来陶弘景还鼓捣出一种叫做“飞丹”的丹丸，颜色如同霜雪一样洁白，据说吃了能使人感到身轻，这大概是服药后产生的一种幻觉。武帝服用“飞丹”后，感到很灵验，就更加相信他。据《南史》卷七十六载，梁武帝每每接到陶弘景的书信，都要焚香拜读，简直把他当成了神仙。而这位“世外高人”，实际上也就成为梁武帝决策机构的成员之一。
据《全梁文》卷四载，武帝即位第三年，突然改变主意，要弃道崇佛。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也遇到了类似阿育王羯陵伽之战后的苦闷①。据记载，梁武帝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正道”，孔子、周公和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的鼻祖们，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令人感到费解。按照史料分析，释迦牟尼比老子小6岁、比孔子大14岁②，他们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人。若说孔子曾在学问上请教过老子，还有些道理。如果说当时中国的两位圣哲曾游学印度，或说释迦牟尼曾跋山涉水来到中华大地，教化两位中国学生，显然很荒唐。
从佛学源流上看，在释迦牟尼时期，佛教在印度还只是地区性的宗教，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它被推向国际，是释迦牟尼灭度200多年后，阿育王时代的事情。众所周知，古代中、印由于天然的地理屏障，文化与经济交往都须通过西域。事实证明，佛教最早是由西域的“胡人”③传入的。可以说，传入中国的，是已经西域化了的佛教。我们知道，中国人最早接受的“金人”（佛像），是一种佛教受希腊宗教艺术影响的产物，并非印度的原产。原始佛教没有造像的习俗，这一习俗起自公元1世纪的犍陀罗（现今的阿富汗境内）地区。从没有偶像，到偶像崇拜，既然这一过程可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隐藏在偶像背后的崇拜形式，一样可能受到西方宗教的影响，只是个程度大小的问题罢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就一定是纯粹的印度传教。而很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西域化了的佛教。
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时候，无论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孔子都已经作古几百年了。周公的生卒年代，则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也就是说，他老人家早在释迦牟尼出生前约500年就已经作古①，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学生，就更加荒唐可笑。如果这种说法，在缺乏历史及时间概念的古代印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出现在历史观念极强的中国，则完全可能是有意识地附会或神化。
既然将老子、周公和孔子的地位都降格成了学生，那么，当然不如直接去请教老师更好。因此，梁武帝首先宣称自己要“弃迷知返”，放弃儒、道学说，彻底皈依佛门。但我们注意到，就在他公开宣誓彻底皈佛的同一年，他与以往的君王们一样，亲自主持，按照儒家正统的方式制礼作乐，忙得不亦乐乎。这似乎与他对外公开宣称的放弃儒、道，皈依佛门的说法自相矛盾。
根据《广弘明集》卷三十的记载，我们知道，梁武帝在国家政治方面，采取的并非纯粹的佛教学说，而是三教并用、三教同源。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放弃儒、道而专心“佞佛”。相反，他正在费尽心思欲图将儒、释、道三家的理论彻底搅和起来，使这个面目全新的学说为自己的王朝所用。
但是追根究底，武帝并非三教同源之说的鼻祖。在此前早些时候，道家们就首创了这一学说。所不同的是，他们都心照不宣把老子包装成为三教的“总教头”，其代表作就是《老子化胡经》。在这部经里，老子教化孔子在先，西越流沙到印度教化释迦牟尼在后（后来也有说老子直接化身为释迦牟尼），换句话讲，孔子和释迦牟尼继承了老子的学说，都是老子的学生。这部出自中国人特有“智慧”的著作，促使佛、道之间由强词夺理的“口水战术”，直接升级到具有理论高度的“造经战术”。
店主的面目（3）
说起这部《老子化胡经》的诞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西晋时，有一位帛法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僧人，他自幼出家研习佛法，后来以讲经为业。当时有一位叫做王浮的道士，与他就佛、道二教的高下问题进行辩论。这位能言善辩的道士，竟然不是帛法祖的对手，几次交锋均败下阵来。为此，不服输的王道士，心里积压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邪火。既然在“口水战”中没能捞到便宜，索性拿起笔杆做刀枪，一样可以达到“隔山打牛”的功效。于是他“弃口从笔”，绞尽脑汁诌出这么一部粗俗不堪的《老子化胡经》。这部伪经，曾一度风靡当时学术界，一时间，道士们也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其实，王浮造作的这部伪经，也并非完全缺乏依据。因为“老子化胡”之说，早在汉末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仅仅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而此时的王浮，因为与帛法祖辩论失败，一气之下，干脆把它整理成一部之乎者也的美文，以“经”的形式将其推入大雅之堂。这在重视经文传承的中国人看来，其信用度简直不亚于一张“信用卡”的价值。但是，伪经终究是伪经，很难站得住脚，帛法祖等人很快行动起来，明真相、揭老底，王浮的把戏很快被拆穿，这部《老子化胡经》最终被贴上“伪经”的标签。
有趣的是，随着历史的延续，这部伪经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在历次佛、道斗争中，被道教信徒们当做“重磅炸弹”反复使用。这样一来，经历了历次斗争经验的积累，佐料越添越多，内容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到了唐代后期，《老子化胡经》由原来的一卷，被扩充为十卷，并堂而皇之地被收入道家的权威经典集成《道藏》中。
佛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依据当时的一部《清净法行经》的内容，勇敢地扯起佛教为三教源头的大旗。可笑的是，《清净法行经》同样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