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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记载，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掳掠洛阳官家、私人的奴婢万余人，向西撤退。由于军中缺乏食物，难耐的饥饿，终于使得这些堂堂的职业军人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吃人”活动！此时，“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在这些饿疯了的军人中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开始大开杀戒，用人肉夹杂牛、马之肉一起煮食。具备强抢豪夺优势的军队，尚且靠吃人活着，那么，到处躲避战祸的百姓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八王之乱”结束3年后，晋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又开始了。
永嘉三年（公元390年）自立汉国皇帝的匈奴人刘渊，与晋军将领在延津交战时，将3万男女沉河溺死。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我们前面提到的石勒大败晋军，杀百官、将士10余万人；同年六月，汉将刘曜进入洛阳后，纵兵焚掠，部分皇家宫殿与官府建筑化为灰烬，3万人被屠杀，使得饥饿不堪的民众们，再次重演了人吃人的惨剧；同年秋天，汉兵围长安，晋南阳王投降，战后饥荒，百姓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夏季，刘曜被晋军攻击兵败后，强行掳掠长安8万人口逃回平阳（现山西平阳）；这年冬，刘曜被晋将所败，被杀者尸体堆积数百里，整个山头都被血染成红色。
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困长安，城内发生大饥荒，据说米与斗金同价。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是，人吃人的惨剧再次发生，结果是大部分人因饥饿而死去！
西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持续了7年，但残酷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汉人的政权被打到了江南，北方的“五胡”又开始在这块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甩开膀子相互厮杀起来。这一场场发生在胡人之间，没有规则可言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足足持续了70多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民族恨”、“阶级仇”来形容，这就是被史家们称作“十六国”的时期，历史更是杂乱难述。但有一点是可信的：这一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人命被视为草芥，杀人屠城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70年后，满目疮痍的北方国土，才逐渐被鲜卑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北魏帝国，对此我们不再赘述。
悲惨世界中的呻吟（3）
此时南方的东晋帝国和它后继的4个朝代，也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杀人记录。梁武帝后期，侯景叛乱也造成了空前的人祸灾难。公元548年，侯景攻入建康。他进城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诉他的将领们，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他的军队进城后，将金银财宝抢劫一空，并将藏书、文物焚烧殆尽，一时间，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据说，朝廷的官员们由于挨饿，面部瘦得像尖嘴的鸟一样，他们身穿绫罗绸缎，抱着一箱箱当年搜刮来的金银，伏在床边等死。全城被饿死的人超过14万。
此外，侯景所部占据三吴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还大量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充当奴隶，以换取银两。
公元550年，侯景部下在广陵，将8000名俘虏的下半身埋入地下，任骑兵用弓箭射杀以取乐。广陵城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即刻变成一座空城。
以上发生在这一时段的战乱，已经足以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播下阴霾的种子，迫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与世事的无常。这种感受，不仅停留在那些被迫交出生存权的下层百姓中，即便是那些掌握了生杀大权、驰骋在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们，也同样患有这类精神“焦虑症”。
曹操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诗作中同样充满了这种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①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②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③
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④
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帝国二把手，曹操生杀大权的实施范围，甚至涵盖他的顶头上司——汉帝国的皇帝。但对于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尚且“忧思难忘”，借酒解忧。被他欺凌得可怜巴巴的汉献帝，不知该做何感想？更不用说那些被他大肆屠杀的人们了。
相对而言，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时时痛念那些因战乱、天灾而暴死的亲人，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更希望那些冤魂不要来打扰自己的生活，将他们不幸的阴影投射到自己和后代身上。他们更想求得自身的幸福和躲避悲惨的命运，这种愿望，在长期大战及连年的灾害之后显得更加强烈。
传统的“方术”，在这方面满足了一部分大众的需求。从前面介绍的那些传统“方术”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安慰、救济死者灵魂、驱鬼降魔、预测生者未来、求得现世幸福等功效。其中“巫蛊”之术，还能满足弱势群体以弱胜强的心理需求。传入不久的佛教，在此时虽然还没有太多的理论成分，尚混同于“方术”，但其思想当中，显露出特有的慈悲、平等精神，已备受中国人的喜爱。因为“方术”背后，没有同情与关爱，它像一种单纯的“技巧”，不管你是什么人，想求得什么利益，只要你参加祭祀，按照方士们提供的程序去做，“鬼神”都会帮助你。神秘的背后，似乎只是接受了祭祀的“神鬼”们例行公事地完成义务——这很符合中国人送礼、走后门，以得到某种利益的传统心理。佛教的慈悲与人情味，却让痛苦不安的中国人多少体会到一点正义与平等。善恶有报的说法，也让那些需要得到同情与关怀的人们，感受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独立出来，随着佛教经典的慢慢丰富，佛教教理日趋明朗。
东汉末年，刚刚形成的道教，很快被利用来投入到一场试图推翻汉政府的宣传与组织中去。太平道领袖张角及其集团，以“符水”、“咒说”治病，登高一呼，很快得到民间的广泛信仰，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体系。他们利用阴阳五行及谶言等“方术”进行反政府宣传，让人们相信黄色的“土德”必然取代赤色的“火德”。经过一场激动人心的蛊惑后，这一宗教体系，迅速转化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公元184年，孕育已久的黄巾暴动开始了。就在162年前（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起兵时曾以“火德”自命，按照五行学说来解释，替代“火德”的应是“土德”。因此，张角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就以黄色为服色（被称作黄巾军），代表将要取代东汉王朝的“土德”。但是，这场由“暴民”组织起来的暴动持续了几个月后，即宣告失败。
悲惨世界中的呻吟（4）
道教也因这次暴动受到严重影响，一蹶不振。道教的紧急刹车，给佛教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机：它开始向民间传播，经过三国时期，逐步发展成当时中国盛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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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们的“营生”（1）
佛教到了梁武帝时期，已经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建寺造庙在梁帝国初期就已经拉开了一个序幕，建寺是为了度僧、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出家，修建寺院仍是多多益善。为此，梁武帝身体力行，把建寺造庙与儒家的孝道联系起来，先从自家做起。为了追思死去的父亲，武帝亲自规划，在钟山的北涧建造了一座“大敬爱寺”。据说这座寺院共由36个院落组成，从大门到中院有一座7华里的长廊相连接。中殿里有一座高达丈的檀香木佛像。此外，寺内还有梁武帝下令雕凿的石佛像，立像高达10丈、坐像5丈。用现在的视觉参照物来形容，立像相当于我们现今的12层住宅楼；而坐像相当于现在的6层楼。这座寺院，可以容纳千名以上的常住僧人，就是现在看来也算是一座巨型建筑了。每当梁武帝步入这座寺院时，总会因思念父亲而哭泣。搞得陪同人员及侍者们也都大受感动，陪着流泪，梁武帝的孝心由此得以体现。
光向父亲显示孝道还是不够的，母亲同样需要孝心的报答。梁武帝又选择了京城的一块风水宝地，为其母献太后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寺院，取名“大智度寺”。这里可以容纳500名常住僧人，寺内有很多精美的金铜佛像。
就这样，建寺造庙的工作，在梁武帝的亲自主持下正式拉开了阵势。梁武帝继而将他的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