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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这个记录被打破。据《佛祖统纪》记载，彼时其境内有佛寺4万座，僧尼达400万人。这几乎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之最。在此后那些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王朝里，类似的天文数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北魏时，对寺院与僧人的管理与优惠待遇，采取了与南朝基本类似的政策。如果参考南朝那位差点丢了脑袋的官员的奏章，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北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很可能也没超过实际人口的一半。北朝与南朝不同，由于各民族间长期地相互征伐，积怨由来已久，加上与汉人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内部始终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状态，暴动时有发生。
可怕的是，一些僧人们也经常会卷入这些暴动，甚至成为暴动的领导者。史书显示，仅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短短的44年间，发生僧人“谋反”的事件就达8起之多。这些事件，自然引起朝廷对佛教的不满和相应的警惕。此外，北朝要想应付频繁的内外战争，不仅人力匮乏，物力更是不足。面对这种局面，北朝的最高统治者，逐渐难以忍受因佛教发展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压力，开始毫不客气地对他们曾经大力扶持过的佛教采取残酷而坚决的极端行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4次灭佛（或称灭法、法难）事件，北朝就占了两次。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御驾亲征，率重兵到长安镇压叛乱时，在一座寺院中发现兵器，这显然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怀疑僧人欲图与叛匪通谋，立即下令诛杀整个寺院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中藏匿酿酒器以及各州郡首领及富人们寄存在寺庙中的大量钱财，甚至还发现了窝藏在寺内的女人。太武帝震怒，在随行官员崔浩的劝说下，决定在全国进行灭佛。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针对僧人的屠杀和对寺院的打砸抢。
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官居司徒，是一位汉族官员，他从北魏第一代君王道武帝时就入朝为官，此时已是三朝###。他非常善于出谋划策，经常为太武帝的战争提供策略，并成为宠臣。太武帝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一般遇到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而他的建议往往也会被优先采纳。崔浩是一位道教徒，史书上说他经常在皇帝面前对佛教加以诽谤，指责佛教虚伪荒诞、造成浪费、危害社会等。
此时，刚刚出山的道士寇谦之经人介绍与崔浩结识，二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据说，寇道士曾对崔浩的儒学功底非常羡慕，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儒学。此后，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听崔浩为他解说古代治乱史迹，从而引发了他对于政治的朦胧兴趣。他有一次对崔浩表示：“我以前出世修道，不关心世事，没想到从你这里得到了神中之秘诀，所以应该兼修儒教，以辅助‘太平真君’（太武帝）……我因为学不通古，所以遇到事情心中愚昧不明……”可见，原本远离政治的寇道士，由于与崔浩的频繁接触，不免生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野心。之后，他请求崔浩撰写一部《王者治典》，并将其中的重点进行评述，供他学习。崔浩很快写就了20多篇文章，论述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内容“上至太初，下尽秦汉”，然后将这些文章送给寇谦之当作政治“扫盲”教材。从此，寇谦之开始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在学习过程中，寇谦之也对佛教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将部分佛教理论及一些仪式吸收到他的道教学说中。此时及后世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们，似乎都在做着非常类似的事情，就是将其他两家的学说，揉到自己的理论中，并把它说成是自家学说本有的内容。寇道士也不例外。
“如来”的刑杖（2）
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在崔浩的大力引荐下，寇谦之被召进皇宫，向皇帝敬献了一本由他亲自著述的道书。最初，朝野上下，没有人真正相信道书中的内容。崔浩便开始协助寇道士大做普及工作，他向皇帝上奏，将道术与古代的《河图》、《洛书》相提并论，劝说皇帝顺应天命，履行道家“清净无为”之法。不久，皇帝诏谕，奉寇谦之为“天师”，同时将他的40多名弟子一并请到平城供养，特许在平城东南敕建天师道场，并鼓励开展各类道教活动。寇道士终于达成了自己从政的愿望，成为帝国决策机构的重要成员。在皇帝陛下的关注下，道教开始逐渐在宫廷内部受到重视，在帝国政府的鼓励下，民间也开始大力弘扬道教。此后，太武帝策划和亲自指挥的几场战争，都因道士寇谦之的预测取得了胜利，这位道士不失时机地将皇帝陛下称作“真君御世”，这与太武帝的祖父道武帝被佛教徒们比喻成当今“如来”的说法非常类似。
16年后（公元440年），太武帝显然已经对道教深信不疑。这一年，在崔浩与寇道士的强烈请求下，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以表示自己是“真君御世”。
据《魏书·世祖纪》记载，4年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夏历正月），太武帝终于开始了针对佛教的行动。他向全国下达了一道诏书。首先，诏书给佛教下了一个近乎“判处死刑”的结论：“佛教的僧人们假借西戎虚伪荒诞之术，导致妖孽横行。”诏书继续谈到：“即日起，从王公一直到庶民百姓，如有私养僧人、巫师及金、银、工巧之人，都要在限期内遣送到军营之中，不可私自藏匿。超出期限后，被藏匿者一经发现将被处死，藏匿者将被满门抄斩。”诏书最后提出：自近年来，因为朝廷军国事多，没有宣扬“文教”（儒家教育），未能令风俗严整划一，使国人按照规范行事。所以命令王公贵族的子弟们全部进入“太学”学习，“百工技巧”子弟可以承袭父兄之业。这道诏书不仅涉及到僧人，同时把一些自由职业者、手工工匠和巫师也囊括在内。很显然，目前军队最需要的是人，所以将他们充实到军队中是完全必要的。
就在这道诏书被颁布的第二年，一个叫盖吴的人，号召了10万人，在陕西揭竿而起，向中央政府叫板。一年后，行伍出身的太武帝实在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带兵前去剿灭。途中，便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在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后，太武帝的耐性终于突破了极限，于是灭佛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其实，太武帝登基之初，并没有灭佛的意图。相反，曾与他的先皇们一样尊崇佛教，他常常请高僧们到宫中，共同谈佛论教。他的祖父道武帝在位时，曾荣登“当今如来”的“宝座”。作为这个“宝座”的继承者，他完全可以受到佛教徒们虔诚的礼拜。
但是，这位以武功闻名于世的太武帝，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统一北方各部，因此他领导着他的帝国，不停地向大一统王朝的理想大踏步地迈进。此后的业绩，足以表明他的理想并非好高骛远。他先后征服了黄河流域的北燕和柔然，又兼并了西秦和关中的夏国，最后将北凉吞并，结束了中国北方135年的分裂、战乱状态。在佛教徒的眼里，他完全可以被称做胸怀大志的转轮圣王。
但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很难调和的巨大矛盾。因为征战的需求，兵源不足成为他最伤脑筋的问题。所以早在8年前（公元438年），太武帝已经颁诏，试图控制僧人人数的不断膨胀。据《魏书》世祖记载，他下令50岁以下的出家人一律还俗，换句话讲，就是年龄不到50岁的人不准出家。被迫还俗的僧人们被送到军队去服兵役，所谓“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看来充实兵力是最令太武帝头疼的事情。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柔然、兼并北凉，军队中少不了那些身体强壮的还俗僧人。让僧人去打仗，原本就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强令大量僧人还俗，更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太武帝为此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现在好了，以谋反为借口，强令取缔佛教，合理又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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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3）
开始信奉道教的太武帝，同时尊崇儒家学说，并每次公开强调华夏之学非儒、道二家莫属。这位鲜卑人的皇帝，摇身一变，不仅否定了自己“胡人”的身份，而且以秉持华夏正统为己任，视佛教为“胡人”之神、“西戎之法”，并强令取缔，这可算是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占领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正统”的角色。为此，他们宁愿抛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