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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道事佛文》可以算作梁武帝后来众多佛教论文中的第一篇。从这次历史性的宣告中，我们仿佛听到他的所谓忏悔。字里行间让我们感觉到，他以前信奉老子是个绝大的错误，今后决心改邪归正。他的忏悔，与700多年前的阿育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700多年前，阿育王在羯陵伽之战后，受到佛教的感动，对自己为了征服更多的地区而采取的残酷杀戮感到后悔，于是进行公开忏悔，同时将这些忏悔的语言留在石柱上。①相比之下，翻遍历史，我们没有见到一处梁武帝针对自己以往过失行为忏悔的记载。虽然，他发明了一种忏法，成为一种###定式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被称作“梁皇忏”的仪式在当时更多的是被用来为个人祈福。
与之相对的，我们倒是见到这样一则记载：梁武帝82岁那年（公元546年），名士贺琛上书，揭露当时社会的四条时弊。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这在当时确是实情，前三条是揭露官吏和官制的腐败，最后一条，主要是指当时国家利用大量资财，建寺造庙的弊病。不想，这些揭露社会现实的语言，激怒了这位“皇帝菩萨”，他立即命人起草诏书，并由他亲自口授，逐一加以驳斥。
针对贺琛提出的“奢侈浪费”这一条，武帝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激动，他满腹委屈地抱怨说：我除了公宴以外，从来不吃公家的饭，宫里其他的人也都是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执行这条规定。所以奢侈浪费与我和我的手下没有关系。谈到“大兴土木”时，他更加义愤填膺：这些工程，没有使用国家一砖一木，全都是靠雇人、借资②兴建的。在谈到节俭问题时，他更是理直气壮：我不沾酒色，居室小到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没有美丽的雕饰……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如何简朴：我日夜操劳，每天只吃一顿饭③，身体日渐消瘦，不都是为了国家吗？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诏书末尾，似有威胁之意：你说话要负责任，凡是你所说的，都要拿出证据，不然就是欺罔朝廷！
这番类似耍脾气、闹情绪的严厉申饬，上纲上线，让人不寒而栗。不仅将这位不知轻重的贺琛彻底打蒙，其他本想跟着“起哄”的臣子们，见势不妙，也都立即闭嘴而避之犹恐不及。这倒是让我们更加相信《魏书·岛夷萧衍传》中对梁武帝的一段描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意思是说，武帝喜欢别人逢迎自己，晚年的时候尤其厉害。因此，我们不难推断，后来那些令人恶心的马屁精们，如朱异之流，为何能得到武帝超乎寻常的信任了。所以，冷不丁冒出这么一位诽谤他“政绩”的家伙，自然使盛怒之下的梁武帝险些气坏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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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2）
既然皇帝舍道事佛，又带头明誓信佛的决心，国人当然要响应跟进。于是梁武帝向全国发布了一道特殊的诏书，内容大概是说：“只有佛教为正道，周公、老子、孔子虽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但他们的教化已经成为‘邪道’，虽也是世间的善法，但不能使人超凡入圣。公卿百官、王侯宗室，都应该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作为诏书，这一段带有强制性的语言，很难让我们判断清楚这到底是劝导还是命令。
在这位皇帝随后的举动中，我们似乎又找到了梁武帝与阿育王的某些相似之处。如果说阿育王的癖好，是不停地到处建造石柱，那么梁武帝的癖好，就是不停地建寺造庙。透过一组数字，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据《辩证论》卷三《十代奉佛篇》记载，梁武帝时，南朝寺院多达2846座，常住寺院的僧尼就达82700人。当时全国的人口500万人，平均60个人里，就有一位是出家人。从《南史·郭祖深传》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一位叫做郭祖深的官吏，给朝廷的奏章中这样说：
仅首都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宏伟壮丽达到了极点，僧尼达10万余众①，寺院的资产非常丰沃。僧人都有很多在家的弟子②，尼众们又都收养养女③。这些人住在寺院，都不向官府报户籍，政府登记在案的户口，只有实际人数的一半……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处处都是寺院，家家都剃度为僧，达到尺土一人的程度，那么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位官员的告诫，措辞不可谓不激烈，但具体数据上，很可能有妄言夸大的成分。尽管如此，这份奏章仍不失为一份严肃而难得的警告。但令人失望的是，武帝的反应竟然是大为震怒！
要进一步了解武帝时佛教的兴盛程度，我们再来参考以下数据。南朝一共存在了169年，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始终受到宫廷的重视，但佛教寺院，建筑规模最大、僧尼人数最多的就是梁朝武帝时期。
据《辩正论》卷三、《释迦方志》卷下记载：
宋时（公元420年～公元479年）境内有寺院1913座，僧尼人数约36000人；
齐时（公元479年～公元502年）境内有寺院2015座，僧尼人数约32500人；
梁时（公元502年～公元557年）境内有寺院2846座，僧尼人数约82700人；
陈时（公元557年～公元589年）境内有寺院1232座，僧尼人数32000人。
通过对比，梁朝的寺院比前朝齐时多出800多座，僧尼人数更是比前朝多出5万多人，这个数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宋（南朝刘宋）到齐（南朝萧齐）这一时期，寺院数量仅仅增加了102座，出家僧尼反而有减无增；而梁后的陈朝，无论是寺院，还是僧尼数量，都大幅度地锐减。这很可能是梁朝后期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后果。在这55年的时间里，梁朝在建寺造庙方面的成绩，显得非常突出！
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人，深信佛教的真理，而发大愿出家普度众生吗？
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尽然，真正的原因似乎更为现实：由于当时的出家人和寺院的义工可以免除各种税赋及徭役。这样一来，寺院就成为人们的避难所。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寺院里混吃充数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与10个世纪前的印度佛教，是完全不同的。当时，释迦牟尼非常注意在僧团发展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僧人都远离世俗社会，不参与世事。僧团吸收成员时也有严格的规定，承担一定社会义务的人，如军人、奴隶及触犯法律者，一律不准加入僧团。这使得僧团与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发生冲突的机会。但此时的中国，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僧团成员成为半僧半农的特殊群体。随着土地的增加，寺院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渐渐地也就成为大量社会劳动力的拥有者。由于政府对佛教的大力扶持，政策明显地向寺院及隶属寺院的劳动者倾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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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3）
据说，前文中那位上奏的官员险些为此掉了脑袋。因为“菩萨皇帝”的厚道宽容，他才捡到一条性命，感激之情使得这位大臣山呼万岁之余，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继续直言进谏的冲动。此后，武帝的耳根明显清净了许多。这些奏章也很快就被武帝扔在一边，此时的他正沉溺在“建寺造庙，度僧无数”的成就感之中。这句话，也就成了“口头禅”，常常被他挂在嘴上，以强调自己所做的无量“功德”。
“如来”的刑杖（1）
此时此刻，建寺造庙的运动，并不只限于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朝。在中国北方，鲜卑人的帝国里，这种运动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堪称开创了历史性的纪录。参与者从帝王、诸侯，一直到普通百姓，可谓君民一心，上下同欲。据史书记载，北魏时国立的大寺，就有47所，王公贵室、五等诸侯所建的寺院849所。在这场运动中，百姓们形成了一支无需动员的“主力军”。到了东、西魏时，由他们自发建造的寺院就达3万余所，僧尼人数高达200余万。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得知，当时北方（包括东、西魏）国民总人数3200万，这样算来，16个人里就有1位是出家人。南朝与此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还不算惊人，26年后，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这个记录被打破。据《佛祖统纪》记载，彼时其境内有佛寺4万座，僧尼达400万人。这几乎创造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