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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佛教传入的开始。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官方转到民间，可能会寻找到一些佛教东传的蛛丝马迹。我们注意到，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汉地与西域之间的商业往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商业的交往，西域的一些“胡人”们大量来到汉地常住，甚至定居。有的经过两三代后开始汉化，逐渐与汉人融为一体。还有，就是一些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节，他们以官方外交使节的身份长期居住在汉帝国的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实际上，汉帝国与西域各国互派使节，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使节们可能承担着外交和商务的双重使命。这些代表西域各国的使节们和来自他们本国的侨民们，很快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一开始，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区域。佛教作为他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①被一同带进汉地是完全可能的。但最初，由于语言的障碍，佛教一开始只能在他们特定的范围内流传，与汉人几乎是绝缘的。但随着他们与汉人交往的加深，佛教开始引起汉人的注意。此时，这些来自胡人的佛教团体，也开始供奉佛像②，这很可能使当时供奉神（黄老）像的中国人产生误解，认为这位胡神（释迦牟尼）与黄老类似，佛教也就等同于黄老祭祀。慢慢地，在与这些胡人深入交往后，他们也从胡人那里请来佛像，并把它与黄老诸像摆在一起，按照中国人熟悉的方式进行祭祀。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话，佛教最早是由西域胡人通过民间传入中国也就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佛像早于佛教经典被中国人接受，也就顺理成章了。
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简单盘点一下印度佛教在释迦牟尼灭度后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知道，佛陀去世200多年后，阿育王开始向周边国家推广佛教。其中北传的一路，在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在犍陀罗地区（现在的阿富汗）为释迦牟尼造像。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造像运动开始影响到整个佛教地区。到了这个时候，佛教一改原来供奉舍利、足印等原始的崇拜方式，将佛像当做崇拜对象，加以供奉。
释迦牟尼时期，弟子们对他的礼节非常简单，顶礼佛足就可以了。所谓顶礼佛足，就是用自己的头碰一下释迦牟尼的足（有说亲吻佛足），以表达弟子们对导师实践佛法所得成就的尊重。后来，有些不易见到释迦牟尼的弟子，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敬，就顶礼他所踏过的足印。
皇帝梦中的“金人”（3）
佛陀灭度后，人们按照印度传统的习惯，建堵波（舍利塔）供奉佛骨舍利，也会将他所踏过的足印（或是象征佛足印记的石雕）进行供奉。到了后来，精美的佛像因能自然唤起信徒们面见“真佛”的欲望而快速盛行起来。此时，由于受希腊化宗教的影响，崇拜形式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
佛像初到中国，国人对佛教的根本精神一无所知，所以，按中国人原有的方式，以祭祀的手法供奉佛像和黄老、孔孟之像也就形成了中国早期佛像崇拜的雏形。从此，佛教与中国的黄老、孔孟之学也就很难脱了干系。
最早出现在汉地的佛教团体，虽然是来自西域的使节或商人，也同样需要专业的佛教僧人（沙门）予以信仰和修证方面的指导。所以，陆续有一些弘法的西域僧人来到这里。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最初只能活动于“胡人”聚居的地区。再后来，有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也在汉地出家。但他们始终被视为“胡人”，出家后仍被称作“胡僧”，作为外国人，出家行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禁止——中国政府在此时，对国人的出家行为是严格禁止的。比如，晋时长安有一位叫做竺法护的僧人，他原是月氏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在敦煌郡。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家族很有可能是几百年前，被匈奴人驱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的遗民。他8岁的时候出家，拜西域高僧竺高座为师，精通儒家学说，发奋弘扬佛教。晋武帝时（公元265～公元290年）他跟随师父游历西域各国，很快掌握了36种语言，搜集大量的梵文经典后回到中国。从敦煌到长安，一路上边走边译，将《贤劫》、《正法华》、《光赞》等165部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后被誉为一代高僧。
同时也有一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于佛法的修习，并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师。如汉末时，有一位叫做支谦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灵帝时他的祖父曾带领几百名月氏人，从西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并被拜为率善中郎将，成为汉帝国朝廷的命官。支谦10岁开始受到正规教育，13岁时学习西域的胡语，很快精通6国语言，当然这里面既包括他的母语月氏语，也包括汉语。此人“博览群经，莫不究练”，并利用自己语言等方面的博学优势，汉译出了一些佛教经典。东汉末年，他投奔江东，受到孙权的赏识，被拜为博士。此后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他一生中，译出佛经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极高的《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著名经典。
所不同的是，这些侨民们，由于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国，实际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汉化。他们不仅了解西域文化，同时也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成为佛教在中国人之间传播的重要媒介。当然，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传播，声势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员注意并认可后，就会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甚至影响到皇帝的个人信仰。汉明帝与其弟刘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东汉桓帝的时候，宫廷中开始正式修建祭祠，将黄老与浮屠（佛）一同当作神仙来祭拜，所谓“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楚王刘英至桓帝约100年的时间里，帝国内部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佛教与本土文化“和平相处”的“浪漫”景象。
其实，佛教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是以“金人”（佛像）来吸引中国人眼球的。此间，虽然陆续有经典传入，但翻译量不大，即使有翻译，也借用了一些与道家类似的文句与意义。所以，容易让人误解佛教与道家学说同出一脉，而很难显示其本来的面目。这种结果导致在初期阶段，人们将佛、道两种信仰杂糅在一起，佛、道兼信。当时的儒、道两家，也认为佛教是神教，称释迦牟尼是“胡神”。
再后来，就是白马驮经的传说了。据说，摄摩腾和竺法兰是随汉使们回到洛阳的。关于这两位僧人是否在汉时来到过洛阳，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此后，来到汉地的西域僧人越来越多则是事实。寺院的起建，以白马寺为最早，也是可信的。但是，当时的白马寺，应该只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从其职能看，或许称为“国宾馆”更为贴切。事实上，白马寺是专门用以安置来自西域的僧人，并为他们的译经活动提供的专用场所。只是对它什么时候开始被取名为白马寺，存在很大的争议。到了西晋时，这里成为著名的佛经汉译场所，当时被称作译场。
“菩萨”的大手笔（1）
就在东汉晚期桓帝在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大行祭祀的400多年后，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的四月初八，梁武帝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率领包括道士在内的两万余人来到寺院。这一天，他宣布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决定，公开宣称自己即日起舍弃道教皈依佛教，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自主持佛教###。这次###的举行，标志着大梁帝国的兴佛运动被梁武帝亲手揭开了帷幕。
四月初八，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日，佛教徒们一般都会在这一天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所以，梁武帝选择这一天举行这般###，当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据《广弘明集》卷四记载，在这个国家级的###上，武帝亲自作了一篇《舍道事佛文》，大意是：我大梁皇帝萧衍，稽首①十方佛、法、僧。弟子因迷惑而沉迷老子学说，熏染邪法。现在善因成熟，弃迷知返。在未来世中，如果成为男子，一定在童年出家，以弘扬佛教，度化众生，使其共成佛道。宁可在正法（佛法）中，生生世世沉沦恶道②，也不愿意依老子的说教，暂时得到“生天”③的果报。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充分表达了梁武帝在皈依佛教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舍道事佛文》可以算作梁武帝后来众多佛教论文中的第一篇。从这次历史性的宣告中，我们仿佛听到他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