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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研究汉代中西关系史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内外分别”。中华帝国，大概是世界上疆域最稳定的国家。尽管其实际管辖范围，在历史长河中也有变迁，但其基本疆域始终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不宜把历史上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不同政权之间的关系、某些地方政权与天朝政府的关系，不加区分地作为“中外关系”来处理。对于非常典型的西域，我们也只能把这一切都作为中国与罗马交通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也就是与丝绸之路沿途地区与民族的关系史。这些问题既棘手，又敏感，颇难处理。丘进先生基本上妥善地破解了这道难题。
当然，丘进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在20多年前构思、撰写和出版的。它是文革之后的首部博士论文，是一部开拓性的史学论著。今天看来，其时代的烙印还是可以窥见的。但是，我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苛求，也是不现实的。不过，从总体来看，这部著作还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依然是本学科诸多著作中的佼佼者。当年，我在意气奋发的岁月读此书，受益匪浅；今已耋耄之年，重读此书，感慨万分，依然亲切无比。
提到汉代西域，讲到汉天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史，我不禁又想到了汉武帝的那首妇孺皆知和脍炙人口的《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宝剑赠英雄，赘语赠挚友。匆匆草成此篇，献给丘进学兄，同时也与整个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仁共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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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1）
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
中外关系史是研究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各方面交往的内容及规律的专门学科。汉代中西关系则是中外关系史早期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中外关系史的发展状况，直接构成了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
从广义上看，对中外交往关系的研究，远在汉代就已有了雏形，太史公在《史记》中开辟的《大宛列传》、《匈奴列传》等专门章节中，详述中西交通、民族关系及西方国家概况，不仅显示了史学经世致用的意义，也创造了一部最早的立足于中国的世界史。《汉书》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特别是其中的《西域传》，对汉代西域大小国家、民族的情况及其与中原地区发生的关系，均有生动翔实的介绍。此后，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在撰写后汉历史时，也多继承了这一传统，如《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等。而范晔撷取众家之长，总成《后汉书》，在其《西域传》中，使汉代中西交往的情况得到延续的记载，并且补充了班固去世以后的许多新的重要材料，还首次记录了有关“大秦国”的若干史实，从而表现出中西交往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此外，《三国志》注引《魏略》中，保留了其他正史所不见的珍贵材料，使一些位于遥远的西北亚甚至东欧地方的古代民族及其与东亚地区交通的模糊形态变得清晰起来，为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应该说，前四史中的有关部分，再加上其他先秦、秦汉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篇》、《淮南子》等关于中西交通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记述，为揭示中西交通最早阶段的发展状况和规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后历代许多地理学家、旅行家的游记、考察记（如《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则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成为中外关系史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这些历史材料，对于了解中亚、西亚的许多古国和民族的概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西方学者承认，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要广泛地利用中国史料”［1］。
《淮南子》
在清代以前的历史资料中，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记载，大多是附带的、零碎的，缺乏专门而有系统的理论研究。17世纪俄国侵华之后，中外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西北史地和元史）引起了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密切注意。许多杰出的学者，如钱大昕、魏源、何秋涛等，均为此作过不朽的贡献［2］；他们缜密的考据，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19世纪末，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形势带动下，大批“冒险家”闯入亚洲、非洲、南美洲等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带，一方面搜集地理、气象、物产、人文等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型的人物兼事历史研究和考察。特别是在亚洲腹地的中亚地方，几十年间，从事这类“探险”和考察者约有五十余人次，其中最著名者有斯文·赫定［3］、斯坦因［4］、伯希和［5］、科兹洛夫［6］等。他们在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区粗暴地挖掘、破坏古迹，大量窃走我国珍贵文物宝藏；但同时，他们也撰写了许多有关古代中国交通和考古方面的书籍，在西域史地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领域取得不少成绩，从而为古代中西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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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2）
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的史地研究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例如清末的一些西北史地考据家，对古代地名的考释习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等方法，但由于他们常以自己熟悉的方音做参照系，故考据的结果不易准确。以后逐渐有人运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比较学，将汉语古音、西部民族语言与中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往往更见成效。王国维、罗振玉则吸收了当时考古和史地学的成果，编撰《流沙坠简》三册，又著《流沙坠简考释》、《流沙坠简考释补证》等，对古代中西交通各主要线路上的地名详加考证，并对其他有关的史料加以汇辑、研究和分析，这些，至今仍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籍。
20世纪初，著名学者陈垣在宗教研究上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的“古教四考”［7］对古代基督教、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的传入我国及其盛衰变化做了全面论述，又特别重视对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探讨，这对于汉代中西关系及佛教的传入等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是古代中西关系部分）这一学科由以前的草创阶段开始进入有体系的发展时期。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问世于1930年，虽然当时使用的是“中西交通”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其涉及范围已突破了狭义的“交通”，开始兼顾中国与西部国家交往的其他方面，从而扩大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此外，1927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家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几处汉晋古迹进行了详细考察，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等重要著作，填补了我国在古代中西交通线上实地考察方面的许多空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在同一时期，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历史方面的著述也得到大量的翻译和介绍［8］，其中最突出者，当推冯承钧之译著，其数量之丰，质量之高，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9］。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有不少专书、译著和论文出版，澄清了许多混沌不实的历史概念，使古代中国与四邻国家的交通概貌得以较清晰地展现，丰富了中外关系史的理论宝库，同时也直接推动了汉代中西关系的研究，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尽管已经成绩斐然，但毕竟有时代条件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是：（一）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难以将历史与古代中外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结合起来。（二）研究的范围仍然不够广泛，方法也较单调，地理考释几乎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内容，而对中外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