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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49］。因此，姑师之地对于匈奴的政治、军事、经济来说，是极重要的。而匈奴对它的控制，也极大地妨碍了汉朝向西域的开拓［50］。这一特殊的地位，使它成为汉匈交战必争之地。自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至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的三四十年间，为此而发生的主要战争有五次，其中本始二年一仗最为激烈，乌孙、丁令、乌桓皆出兵协同汉军作战，大败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汉派郑吉在渠犁驻兵屯田，以巩固战果。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51］。此后汉据姑师，设西域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52］。
由于姑师被博格达山贯穿其中，南北行政管理不便，故将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车师前、后二部，因所辖城镇较多，与匈奴势力接近，地理位置较重要，故汉尤其重视其治理，它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的重要性也特别显著。
车师后部，王治务涂谷，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在今吉木萨尔一带。这里也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厥土埴墟，厥田宜麦、麻、高粱、青稞、苜蓿，其果蓏宜西瓜、甜瓜，其木宜榆柳”［53］。《汉书·西域传》载，西民有“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到东汉，已增至“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54］。这反映了该地自然经济的发展速度［55］。应该看到，车师社会经济状况的进步，与摆脱匈奴奴隶制的野蛮统治，接受汉朝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及控制，特别是车师设屯田校尉（元帝初元元年改为戊己校尉）有直接关系。除王莽执政时及东汉初年的一段时间外，车师两部基本上都在汉朝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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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9）
戊己校尉虽一度属都护统领，但这个官职设置的时间远比都护长，在西域交通建设中影响很大；而且它与车师的地位密切相关，现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它的历史作用概述如下。
戊己校尉统率的军队，不仅是负责镇守车师前后部，也是汉朝在西域驻军的重要构成。西域几次大的战役，都以该部汉军为主力。如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伐郅支单于”［56］。又，“元延中（公元前11年），复遣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57］。正如颜师古说：“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58］
戊己校尉所统军队，战时出征，平时屯田积谷，安抚四方。《汉宫仪》：“戊己中央，镇复四方，开渠播种以为压胜，故称戊己。”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首次屯田于车师，始有“吏卒三百人”，后匈奴来击，乃遣“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59］。东汉班超定西域后是五百人［60］。这几百至数千人只是平时镇守的军力，一遇战事，戊己校尉即在此基础上发城郭诸国兵，常可达万人以上。有这样一支能战斗、能生产的队伍，对于中央政府在西部地区的统治，对于西域北道交通的建设、畅通，显然是一重要保障。
此外，对于吐鲁番地区及博格达山区的治理，及汉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戊己校尉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自张骞通西域后，汉道有南北两道，平帝后又辟北新道（北新道实际形成可能更早，详见第四章第三节）。据《汉书·西域传》，“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可见车师前王庭是汉道的一大枢纽，居中西交通之要冲。车师后王部，则又是北新道东部重镇。《汉书·西域传》载：“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同时，在戊己校尉的管理下，车师前、后王皆为往来的使者提供畜食导译。这种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而且迟至朝政芜乱的东汉末年，依然维持着［61］。
从车师前部往西，除焉耆、危须、尉犁外，还有一些城郭部族分布在北道沿线，它们是（由东而西）：渠犁、乌垒、轮台（即轮头）、龟兹、姑墨、温宿、疏勒。这些部族，自张骞通使西域，特别是武帝臣服大宛之后，均从匈奴奴隶主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归属汉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在轮台、渠犁设立使者校尉，施行屯田，为来往使者和驻军提供粮食等必需品。使者校尉是汉朝军队和政府官员常驻西域的第一个权力职务。轮台、渠犁扼北道之中部，地位显要，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北道的安全畅通提供了保障。以后汉朝在乌垒（在轮台、渠犁间）设立西域都护的治所，显然是考虑到这一带几个部族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使者校尉屯田驻军和经营管理的良好基础［62］。龟兹等部族对汉朝的统治是积极响应的。前面提到过“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一事，即表明这一带的社会文化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汉道交通在这里得以贯通和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这条道路的西端大部族之国为疏勒。据《汉书·西域传》，此地有人口近两万，拥兵两千，俨然是西域大国。又“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商业交通十分发达。此地自归西域都护统治后，经济发展极快，至东汉时，人户胜兵均增十余倍［63］。疏勒在西汉时属北道［64］，但以后南道之莎车有分道至疏勒。东汉时，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线可通此。《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葱岭之东，“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65］。伽舍罗逝即疏勒［66］。学者亦有认为古代西方典籍中的Seres即指疏勒，因为两汉时疏勒是中亚交通中心，是丝绸西去的转运站［67］。从对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此说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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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0）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北缘诸部族的历史概况，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的对外开放，不光是因为中原的对外开拓，也包括了西域民族国家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排除了匈奴落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羁绊之后，这一地区很快就连成一条畅通的交往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汉政府先后设置了轮台、渠犁的使者校尉、乌垒的西域都护和车师的戊己校尉，这些都是镇护西域的重要官职，表现出这条道路对于西域交通的建设和汉代国家的统一，有极大的意义。
（六）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城郭部族
塔里木盆地以南，由东而西，共七国，它们是：楼兰、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它们的社会特点比较相近，在中西交通（南道）的开辟和发展上，所起作用也一脉相承。现摘要述之。
南道东端，以楼兰最为大国，其地位颇似北部的姑师。据考，楼兰东西达九百千米，其东部之楼兰，西部之尼雅，均为重要城市。尼雅被誉为“东方的庞培城”。斯坦因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发现佉卢文（Karoshthi）牍524枚，中有“Kroraina”［68］之文，疑为楼兰对音，又以为《史记》中“楼兰”二字为译音，待考。楼兰故城，在罗布泊西北，古疏勒河在此注入泊中。这一优良的地理位置，对于楼兰的经济发展和以后西域南道的繁荣都有重要影响。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探险家、军事家和旅行家，如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莫不在此留下足迹。楼兰与月氏故地毗邻，此二民族当时必互有来往。月氏西迁以后，汉代开拓交通，南道又以楼兰为东始，以月氏为西尽，这无论是否巧合，其中存在历史的有机联系，是不难设想的。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楼兰少田，“仰谷旁国”。可知它在经济上对东方的农业有依赖性。至于考古发现其遗址有麦、糜秸秆和粒壳［69］，则说明当时亦引进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楼兰“有驴马”，出玉，还有其他手工业产品，皆为中原地区所稀缺。加之楼兰东陲接汉，故武帝时代汉朝对西方开拓，一开始就波及这里，并以之为南道的一大根据地。昭帝时，更其名为鄯善，正式纳入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