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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上引文分别见于《汉书》之《文帝纪》、《景帝纪》、《食货志》。
［3］以上分别见于《盐铁论》中《通有》、《本议》篇。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高后纪赞》。
［6］《汉书·刑法志》。
［7］《汉书·高帝纪》。
［8］《汉书·景帝纪》。
［9］《汉书·高帝纪下》。
［10］《汉书·哀帝纪》。
［11］［12］［13］［14］《汉书·食货志下》。
［15］［16］《盐铁论·水旱》。
［17］［18］［20］《盐铁论·本议》。
［19］《盐铁论·力耕》。
［21］《盐铁论·杂议》。
［22］《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3］《汉书·叙传上》。
［24］据《汉书·酷吏传》载，武帝幸甘泉，至以道不治而杀义纵。
［25］详见谷苞：《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西北史地》1986。1）。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464页。
［27］［35］《史记·货殖列传》。
［28］《郑州古荥镇汉代冶炼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2）。
［29］《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1）；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色及其形成》（《科技史文集》第三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
［30］参见杨式挺等：《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71页。
［31］《史记·南越列传》。
［3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62页。
［3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1978。3）。
［34］［36］《汉书·食货志》。
［37］Archin，F。R。（ed）ArchaeologyofAfghanistan（London，1978）p。241；p。247。
Mac。Dowell，TheWeightStandardsoftheGo1dandCopperCoinagesNumismaticSocietyofIndia（Bombay，Vol。22，1960）pp。63～74。
［3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页。
［39］《汉书·西域传》。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57页。
［41］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
［42］《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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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1）
［43］《汉书·张汤传》。
［44］扬雄：《蜀部赋》。
［45］《华阳国志·蜀志》。
［46］《嘉峪关画像砖墓》（《文物》1972。12）。
［47］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1）。
［48］《后汉书·朱晖传》。
［49］《后汉书·南蛮传》。
［50］赵翼：《二十二史割记》卷三《汉多黄金》。
［51］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11页。
［52］《后汉书·袁安传》：“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有人疑“十”为“千”误。
［53］两汉与外族以丝绸通聘交往、馈赠来使，史书记载极多。仅以汉朝给匈奴赏赐为例，略举如下，以备参考。
①《汉书·匈奴传》：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缯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②《汉书·匈奴传》：“明年（公元前50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
③《汉书·匈奴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④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单于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⑤“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
⑥《后汉书·南匈奴传》：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绢绶，……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送“缯千匹，锦四端”等物，“缯綵合万匹，岁以为常”。“岁以为常”之外，公元52年、55年、143年等，东汉政府均以巨量丝织品赐赠匈奴。
［54］《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67页。
［55］《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364页。
［56］《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2页。
［57］《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页。
［58］《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86页。
［59］《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506页。
［60］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郑州大学学报》1963。3）。
［61］《汉书·贡禹传》。
［62］《潜夫论·浮侈篇》。
［63］《盐铁论·力耕》。
［6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又，梁启超有说谓“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翦伯赞较为谨慎之说也认为已程不国在今新加坡以西。
［65］《西汉南越王墓发掘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4）。
［66］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二十六辑）。
［67］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82页。季羡林指出：公元前4世纪印度史书中的“峤奢那”（Kauseya）即蜀丝，“支那帕塔”（Cinapatta）是“成捆的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56~163页）。
［68］陈茜在《川滇缅印交通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1。1）文中以为“蜀布”即丝织品；武敏（《吐鲁番出土的蜀锦研究》）也持此说。但大夏市场上的“蜀布”若是一般的中国丝绸，则很难分辨出是何地所产，张骞只能获得“缯帛”之类的印象。若是当时闻名于中原各地的“蜀锦”，张骞也不至于误认为是“布”。况且汉代蜀地盛产苎麻，布的品种也很多，如《说文》：“縴，蜀细布也”；《盐铁论·本议》：“齐阿之缣，蜀汉之布”；《蜀都赋》云：“黄润（即细布）比筒”，“布有橦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知染采文绣，罽帛叠（即花布），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当时西南地区生产的斑布、兰干布、白越布、黎单等，都很有名，而且质量可与绫锦比美。这种特产，价格便宜，产地又当西南夷道，流入西域，是很自然的。
［69］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9页。
［70］胡四维（A。F。P。Hulsewe）认为：“汉朝向中亚扩张只有一种动机，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并断然宣布汉代的对外贸易“从来也不是汉朝向中亚扩张的动机之一”。详见其《汉代丝绸贸易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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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
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
古代之西域，本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概念。西汉时代的西域，一般指张骞出使途经的地方；东汉时则多指班超经营的区域。但实际上两汉对外交往已经远超出这个狭义的范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至乌孙，以当地人为向导，分道遣使继续西进，抵身毒及安息国都。当时已有关于“犁靬”的传闻记载。这样，“西域”的意义，便扩大到了伊朗高原以至于希腊人故地了。又，《后汉书》、《魏略》中的“大秦”，更在极西之地。甘英奉使西行，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