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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7）
由于盐铁私营长期受到政府的严禁，民间商业在这方面很难有较大的建树，但在其他领域里却表现出独到的作用。许多本来在农业经济中不是商品的物产，也成了商贾逐利的对象，而政府有意提倡或限制不严的经济产业，如丝织业、皮毛业、竹木业、制酱业等，就更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前面说过，汉初出现在大夏市场的蜀布、邛竹杖，就是发达的农本经济的产品。邛竹杖之类物资在汉代国内市场上尚不足以上升为商品，却通过商贾之手，中转滇缅印度，万里迢迢来到中亚（也可能到达西亚或更远的地方），成为稀世之货。同时，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山西饶材、竹、縠、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上述这些物品，除丝、盐、金属外，多为天然物产或简单手工产品，其所以大量进入市场，主要因为民间的商业活动。这些东西也绝非仅仅中国人民所喜好，也深受外国各界人士之青睐。
汉代商业活动，不仅在汉族地区十分活跃，而且很快地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向国外发展。尤其在汉武帝以后，整个社会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对外开放。中原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各个方向上，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际贸易活动。
在北方，中原与北狄、匈奴间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
西汉初年，中原的丝织品、优质的钢铁制品、漆器、茶叶、谷粮等，通过贸易等途径进入漠北草原，北方的马匹则衔尾入塞，各种毛皮“充于内府”［63］。以后汉匈之间虽有战争，但人民之间的互市交往却是一直在发展的。
东北方向上的国际交往范围更大，主要涉及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而中原与这些地区的直接关系，远在秦代之前就已建立，汉武帝征服朝鲜之后，交往更加频繁起来。汉代虽然西域交通最为重要，后世誉为“丝绸之路”，但政府却禁止蚕种西传，也不鼓励铁器出境，唯朝鲜例外。据《后汉书·东夷列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马韩人知田蚕，作棉布”，辰韩“知蚕桑，作缣布”。可见朝鲜成为第一个从中原引入蚕种和丝织技术的国家，又从中国输入各种铁制农具，有力地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
中原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是有历史基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当时有瓯越、闽越、扬越，加之其他诸族，合称百越），设立郡县。此后与中原移民交融，十分密切。尽管楚汉战争时百越乘机各成独立王国，但毕竟未能割断历史上的联系，更不能阻碍民间的来往和感情的交流。汉初之时，南越等地与中原、巴蜀之间即有商道联系，蜀地的枸酱等产品，在这一带享有盛名。汉武帝时，中原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对外开拓的形势已经明朗，武帝先后平服百越，广开水陆交通，发展民间贸易，使中原与闽粤之间连为一体，为进一步开展南海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具备远洋航行的能力，徐闻、合浦等地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对此做了最早的描写。由中国南海口岸出发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航行历时已达一年以上，据考证，黄支国即南印度之马德拉斯（Madras），已程不国则在斯里兰卡（SriLanka）［64］。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中许多当地不产的玛瑙、水晶等，显然是通过海路贸易来自南亚甚至中亚地区［65］，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黄支国与北印度和中亚两河流域希腊化国家已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66］。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往返于南越与黄支航线上的商贾，除了带黄金等硬通币外，还大量装载“杂缯”之类的丝织品，与南洋各国交市，换取“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这些国家的使节商人，也不断来汉献见交易。在此基础上，到了东汉时，与罗马已有了直接的往来。《后汉书·西域传》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M。A。Antoninus）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虽然这时国家海外贸易与西域陆路交通相比，还处于较次要的地位，但至少说明当时中原的商业活动不仅在陆路上对四邻地区拓展，而且也开始大大刺激了中国的海洋航行事业的进步，扩大了中国与南洋国家及西方世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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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8）
西南商路是汉代与西方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两汉时经由滇缅陆路的国际商业活动，主要以蜀地为大本营，因为四川在古代一直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主要是西、南方向上）也便利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据记载，蜀地商人早在秦代已北至长安，南达南越，西南则通滇越、滇中，十分活跃。公元前4世纪，蜀商马帮驮丝绸，经雅安、邛都，渡金沙江，抵昆明、滇越，在这里与印度商人交易。有的滇越商人则进入缅甸。这样，中国的产品便可经亲敦江（ChindwinRiver）、那加山（NagaMountain），转至印度阿萨姆（Assam）。成于孔雀王朝的《政事论》中，提及运达印度的中国丝绸，极可能就是古代商人经西南商道转手贩运去的［67］。公元前2世纪张骞所说见大夏之“蜀布、邛竹杖”，也是一个例证［68］。
丝绸之路西南交通图
汉武帝从张骞建议开辟中缅印通道，终因受阻于滇王而未通。但这仅是官方的失败。事实证明，张骞估计的这条道路是存在的，并未因官方的失败而发生阻塞。相反，正因为西汉政府企图将这条道路置于中央管辖之下，而且使用了军事力量，这给西南夷部族利用蜀滇缅印的贸易交通带来了威胁，因而“杀略汉使”，莫使通。加上当时西汉政府集中了主要精力去平服匈奴、开辟西北道路，故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条西南通道，由于两汉时期未得到政府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它途经云贵高原，山险水恶，地形复杂，山区“蛮夷韶族”之间常常发生攻杀械斗，使商路显得不够安全，交往关系也欠稳定。但这条道路上流通的货物品种却是相当丰富的，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由巴蜀经此道输出的，当以蜀布和丝织品为主。因为据《史记·西南夷传》载，当时徼外各部族，以及滇黔境的夜郎等边邑小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因此，由巴蜀出塞的商贾，一定携带了大量的缯帛，此外还有竹杖、蜀布、铁器等徼外珍稀物品；输入中国的，则多为缅、印甚至伊朗一带的物产，比如琥珀、翡翠、宝石、珍珠、琉璃、象牙等，珊瑚可能产自红海沿岸。
这条商道的另一特点是，它进入缅甸后，即分为陆海两路，同时西往，与印度南北境以至阿拉伯开展交往。《后汉书·帝纪》：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这是中缅关系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不论这里的“大秦”所指是印度还是罗马，至少说明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了中西之间文化上的交流。
汉代对外通商最为有声有色的舞台是在西北地区，亦即当时的西域。
从以上所论中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域外民族所开展的商业交往关系，一般来说都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在秦汉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繁荣，史书上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但在西北方向上却不太相同。中原对西北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天山南北麓、帕米尔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