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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面临着红色威胁时，甚至那些相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退却到只敢发表言论，他们在对“人民”的真心同情和对金钱财产的欲望之间举棋不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他们并未改变立场。他们只是动摇，虽然离右翼不远。
至于劳动贫民，他们缺少组织，欠成熟，缺乏领导，更重要的是缺少历史机遇，所以并未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使社会革命的前景看起来真实逼人，然而他们却异常软弱，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吓唬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势力无与伦比而且颇富战斗力，这当然是由于他们是饥饿群众，集中在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大城市，特别是首都。这也使人看不到他们潜在的一些重要弱点：首先，他们为数不多——他们甚至在城市中也不总是多数，而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还只是少数——其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尚未成熟。他们当中最具政治意识和最积极的阶层，是前工业时期的工匠（artisan，在当时的英国指职业雇工、技术工匠、非机械化作坊中的熟练工人等等）。他们被卷入社会革命之中，然而即使连法国雅各宾—无套裤汉（Jacobin…Sansculotte）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了德意志，他们的整体目标也明显温和许多，就像共产主义出版家鲍恩在柏林所发现的那样。城市中的穷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除了英国之外的工业和矿业无产者，就整体而言，他们还不具有任何完善的政治意识。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带，及至第二共和国临终之际，甚至连共和主义都没有多大的进展。1848年的里尔（Lille）和鲁贝（Roubaix），正一心一意地忙于处理它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那里掀起的骚动不是反对国王和资产阶级，而是指向更饥饿的比利时移民劳工。
在那些城市平民，或许还包括少数新出现的无产者支持雅各宾派、社会主义或是民主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像在维也纳那样——支持学生积极分子活动的地方，他们能够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至少可充当暴动者（他们参与选举的人数还很少，且无法预测，不像贫穷的农业外移人口那般激进，如在萨克森和英国）。说来也怪，除了巴黎之外，在雅各宾的法国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反倒是在德意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极左派提供了全国性的联络组织。在他们影响所及的地区之外，无产者的政治力量实乃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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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9）
当然，我们不应低估像1848年“无产者”那样年轻不成熟的社会力量的潜在能力，因为他们几乎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革命潜力比其日后所表现的要大，这是千真万确的。1848年前那一代贫穷者的坚忍不拔以及社会危机，促使少数人相信：资本家能够让步，提供给他们像样的生活条件，尽管资本家仍然不愿这样做。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由此让步而来的像样生活条件，可以保持下去。年轻幼稚的工人阶级刚刚从劳动贫民、独立作坊和小商店主人之中独立出来，正因为如此，他们只把目光完全集中在经济要求上，这几乎是最无知和最不可靠的做法。没有政治要求，就不会有革命，即使是最单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政治要求，1848年深得人心的目标是“民主与社会共和国”，这既是社会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工人阶级的经验使他们在社会和政治要求中加入了新颖的制度成分，这种新的制度是基于行会以及合作组织的实际经验，但他们没有创造出像20世纪初期俄国苏维埃那般新颖且强有力的制度。
另一方面，在组织、意识形态和领导方面，他们也非常缺乏。甚至最原始的组织形式——行会——也不过是几百人的团体，最多也只有几千人。即使是工会主义运动中富有经验的先驱团体，通常也是在革命当中才首次出现，如德意志的印刷行会，法国的帽商行会。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其成员数量更是稀少到几十个，至多几百个。1848年革命，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在1848年以前，社会主义大多是为了建立合作式乌托邦社会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前台上的第一次革命。在1848年登场的不但有科苏斯、赖德律…罗兰（ALedru㏑ollin，1807～1874）和马志尼，而且还有马克思、布朗（LouisBlanc，1811～1882）以及布朗基（LABlanqui，1805～1881，布朗基是顽强的反抗者，他终身被关在狱中，偶尔被短暂释放。），还有巴枯宁（Bakunin），甚至包括蒲鲁东（Proudhon）。但是，社会主义对它的信仰者来说指的是什么呢？其含义不外乎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渴望所建立的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敌人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议论很多，但在革命期间，很少有人谈及“资本主义”。
的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吧，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政治前景究竟如何呢？马克思本人也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已列入日程表。即使在法国，“巴黎的无产大众也还走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除了在理念和想象之中”。“眼前最迫切的需求还不足以促使无产者要求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他们也无法胜此重任”。当前能够做到的至多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未来斗争的实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才会公开化，“当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当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敌对变得更加尖锐时”，便会进而把其余的中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第一步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从一个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最后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不断革命”。马克思可能是从布朗基处引来的这句话，反映了在1848年革命风暴尾声中，两大革命的暂时携手。但是不像1917年的列宁，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始终不曾想过要用无产阶级革命代替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尽管当时构想的前景与列宁十分相近（如同恩格斯指出的：“发动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以支持革命”），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种构想。西欧和中欧不会再有第二个1848年革命。就像他不久后认识到的那样，工人阶级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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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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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的涌现和爆发就像一股巨浪一样，在它身后一无所剩，只有神秘和许诺。这场革命，“本来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却从革命中退却”。各国的革命本来可以在法国的领导下互相支援，阻止或拖延旧政权的复辟，抵挡住俄国沙皇。但法国资产阶级宁愿本国安定，也不愿冒险再次建立伟大国家（lagrandenation）的丰功伟业。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地方的温和主义革命领袖们也不愿去呼吁法国前来干涉。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他们团结起来并推动他们前进，除非处于下述的特殊情况，亦即为了民族独立而对抗外来的政治强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济于事，因为民族斗争都是各自孤立地进行，他们的力量非常软弱，难以抵挡旧式强权的军事进攻。1848年那些伟大而杰出的人物们，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不过几个月，就永远从舞台上消失，只有加里波第除外，他在12年后还有更辉煌的岁月。科苏斯和马志尼在流亡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对于他们国家所赢得的自治或统一几乎不具有直接贡献，尽管他们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