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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从战略上来说，做出一个决策，我们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大清帝国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的话，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作者的私人博客《与历史散步，和生活握手…西门送客的自留地》：。 。。
5．1、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以“国运”相搏的大战。只可惜，当一方积心处虑、倾其全力的时候，而另一方却仍旧是懵然无知。回头看来，日本的战略意图清晰而明显：先割朝鲜台湾，后取满洲，进而侵占全中国。毫不夸张的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决定了东亚这两个主要国家后来五十年的命运。
清廷的那些大员们太小看日本了，甚至在战争中被彻底打败后，仍旧身处险境而不自知。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就像一只强壮的蚂蚁，在不断蚕食中国这头迟钝的大象。但蚂蚁毕竟是蚂蚁，大象有一天终究会痛醒。日本它并不可惧，但危害巨大的是军国主义。如果不彻底铲除军国主义，中国不得安生，亚洲永不宁日，而日本也将自取灭亡。
5．1、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决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三世纪至七世纪，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繁，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譬如，如果现在韩国人要研究古代朝鲜历史的话，就必须要精通汉文，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朝鲜一直是使用中国的汉字，他们古代的典籍文章，也大都是汉文书写记载。事实上，日本的文字何尝不是由中国的汉字演化过去的？
朝鲜由于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于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在明清时期，朝鲜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天朝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时，众多的日本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也成为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日本不在开放互市的国家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长崎商业官派下属跟随荷兰商船载货来到上海，并请荷兰领事给上海道吴煦递话，请求按照西洋的小国待遇，让日本商人专到上海贸易。慑于天朝威势，日本当时还不敢请求和天朝直接立约。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给予西方列强同等待遇，和天朝缔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不准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哪。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其中四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吧？”日本人说：“生番杀人，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我国可就要向生番问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于天朝。
由于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处置不当，这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生番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措手不及，便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随后竟然设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的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合计五十万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
1879年4月，日本进而吞并琉球，并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限于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甩手不管。从此，琉球便永为日有，即为现在的冲绳县（如今也是驻日美军的主要基地）。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都是些土包子，一没学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