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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从战略上来说,做出一个决策,我们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大清帝国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的话,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作者的私人博客《与历史散步,和生活握手…西门送客的自留地》:。 。。
5.1、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以“国运”相搏的大战。只可惜,当一方积心处虑、倾其全力的时候,而另一方却仍旧是懵然无知。回头看来,日本的战略意图清晰而明显:先割朝鲜台湾,后取满洲,进而侵占全中国。毫不夸张的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决定了东亚这两个主要国家后来五十年的命运。
清廷的那些大员们太小看日本了,甚至在战争中被彻底打败后,仍旧身处险境而不自知。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就像一只强壮的蚂蚁,在不断蚕食中国这头迟钝的大象。但蚂蚁毕竟是蚂蚁,大象有一天终究会痛醒。日本它并不可惧,但危害巨大的是军国主义。如果不彻底铲除军国主义,中国不得安生,亚洲永不宁日,而日本也将自取灭亡。
5.1、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决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三世纪至七世纪,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繁,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譬如,如果现在韩国人要研究古代朝鲜历史的话,就必须要精通汉文,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朝鲜一直是使用中国的汉字,他们古代的典籍文章,也大都是汉文书写记载。事实上,日本的文字何尝不是由中国的汉字演化过去的?
朝鲜由于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于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在明清时期,朝鲜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天朝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时,众多的日本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也成为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日本不在开放互市的国家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长崎商业官派下属跟随荷兰商船载货来到上海,并请荷兰领事给上海道吴煦递话,请求按照西洋的小国待遇,让日本商人专到上海贸易。慑于天朝威势,日本当时还不敢请求和天朝直接立约。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给予西方列强同等待遇,和天朝缔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不准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哪。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其中四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吧?”日本人说:“生番杀人,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我国可就要向生番问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于天朝。
由于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处置不当,这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生番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措手不及,便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随后竟然设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的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合计五十万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
1879年4月,日本进而吞并琉球,并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限于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甩手不管。从此,琉球便永为日有,即为现在的冲绳县(如今也是驻日美军的主要基地)。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都是些土包子,一没学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