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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1）
就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1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翌日，崭新的《解放日报》在延安诞生了。从此，《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为世人所瞩目。
《解放日报》创刊时，以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杨松即吴绍镒，病逝后由陆定一继任总编辑）。
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达四年，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被张闻天所取代。虽说他曾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认识了错误，便勇于改正，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走马上任《解放日报》社长，干劲十足地提出，每天要发一篇社论！
博古是这么说的：
“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陆定一：《关于延安改版》，载《万众瞩目清凉山》第1集（内部资料）。
正因为《解放日报》每天都要发社论，博古约请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来撰写——诚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那样，《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内中，胡乔木也成了博古的约稿对象——有时，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胡乔木写；也有时是博古直接约胡乔木写。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创刊不久，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题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乔木曾秘密去过中国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写《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对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论中，胡乔木写道：
“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枪，还有暗箭，你们不仅要认识满脸杀气，操着硬刀子的屠夫；更还要谨防那陪着笑脸，却是暗暗操着软刀子的谋士，——他们更善于巧言令色，为嗜杀的暴君歌功颂德，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于是，《解放日报》编辑部“抓”住了他，约他不断地写社论，光是6月份便发表了他写的四篇社论。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还有：
6月10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月17日，《国民党缺少什么》；
6月29日，《苏必胜，德必败》。
紧接着，他又写了不少社论：
7月8日，《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闻捷》；
8月26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
9月11日，《打碎旧的一套》；
10月24日，《开展冬###动》；
11月6日，《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
前前后后，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达五十八篇之多——在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反对“每天一篇社论”，社论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对减少。
那时，《解放日报》社论，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能够成为《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写手”之一，既显示了他的理论、写作水平，也表明了他确实已成为中共高层的重要干部。
如同胡乔木所言：“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胡乔木文集》第1卷，《本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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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放日报》写社论（2）
他写的社论，有的是毛泽东嘱意写作的，有的是他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作的，有的是他写好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而发表的。
胡乔木写的社论，既有阐述中共中央政策的，也有关于边区政治的，还有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以及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方方面面，无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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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上面印着几行字，算是当年延安的“豪华型”请帖了：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凯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的座谈会，后来闻名于世，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出席了座谈会。
胡乔木曾回忆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52…25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在粉红色的请帖上，跟毛泽东一起署名的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5月2日下午一时多，延安文艺明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吕骥、陈波儿、萧军……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