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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4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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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帐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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