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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2）
第三是“练军”及“勇营留防”。“勇营”虽然发挥了上述重要作用，并“在实质上当已具备国军资格”，但清廷并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而将勇营的产生、存在与使用，视为战争急需的权宜之计，一旦战事终结，必须裁撤。湘军领袖曾国藩也持此观点，太平天国平定后，他主动裁撤湘军，唯支持、保存并发展李鸿章的淮军，以为平定北方捻军之用。实际上，充当作战主力的“勇营”只有三十万上下，绿营兵额则常在六十万左右。绿营岁饷近千万两，总体耗费巨大。所谓“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清廷不能不倾全力于绿营军的恢复与整顿。于是以勇营制度改造绿营而成的“练军”，应运而生。练军营制既不同于绿营，也不同于湘军，其以军为单位，将直隶绿营编为六军（六镇），共万人，每军2500人，设总统1员、文武翼长各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500人，设营管带1员、帮带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100人，设哨官1员，下分四队；每队25人，设队长1人，下分五伍；每伍5人，内设伍长1人。其前后左右四哨马步混编，第一、二、三队为步队，第四队为马队；中哨则步炮混编，第一、二、三队为炮队，第四队为步队。可是面对西捻来袭，“练军”依旧不能承担拱卫重任，仍需调湘淮豫皖各勇营北上勤王。这样一来，在设立练军的同时，最终确立了“勇营留防”的政策。同治元年（1862年）七八月，淮军将领刘铭传奉调赴直隶提督任上，率淮军勇营万人驻近畿保卫京师。“勇营”，后称“防军”，便也合理合法地存续至清末。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与捻军之后，李鸿章苦心经营、充当国防军主力的，实际是不被清廷承认为国家正式经制军队、“留防”的“勇营”，后称“防军”。这样一支相对于八旗绿营的新军队，保留了上述勇营的全部八条特点，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一条，便是不断装备洋枪、洋炮等西式武器。李鸿章请英人戈登在淮军中编练了一些洋枪队和独立炮队，是为清廷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淮军洋枪队和独立炮队也是营的编制，将原来的小枪、刀矛改为洋枪，抬枪改为劈山炮。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淮军陆续改用洋枪。后来洋务运动时，又逐渐淘汰前膛枪，换用后膛枪。独立炮兵营于同治二年（1863年）已组建6营，光绪初年又成立克虏伯炮队19营。然淮军原来编制基本未变，仍是每营4哨，每哨8棚，另加亲兵6队，仅将14人的抬枪队改为12人的劈山炮队。
袁世凯是出身于这支军队的第三代子弟，他的从军以及在庆军的作为，都反映出这支军队的上述特点；同时也反映出袁世凯作为出身于这支军队的第三代子弟，特有的练兵抓权意识和情结。
初到朝鲜时，袁世凯曾两度向朝鲜官员提出由清方帮助朝鲜训练一支军队的建议，并在朝方提出此项要求时，受吴长庆委派具体负责朝鲜亲军的训练，后又负责朝鲜新成立的镇抚营的训练。袁世凯亲手制定章程、制度，每日热衷练兵不止。他对朝鲜军的训练，除了具有淮军勇营特点外，更采用了德式操法、英美装备。朝鲜国王李熙阅兵后大为赞赏，欲封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总司令）。此事虽因李鸿章怕袁世凯过于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而作罢，但袁世凯本人则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练兵经验。
甲午战争，在闻清军败讯后，袁世凯连续致电盛宣怀，指出旧式军队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建议亟练新军，改革军制、操法、装备。他说：清“各军皆不知枪炮”。天津运来的快炮没有鞍套、马匹及炮油，所配炮弹不足十分钟之用，放炮时“门涩”，“一败即弃”；士兵用枪“不瞄准星”，只知托平乱打，难以命中，“何能御敌”？！又分析双方优劣，“寇练兵纯用西法，能习西式武器，用又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事权一，不惜费。我皆反之，且各军敢战者共计不过六七千人，分守各路，实嫌太单，恐愈战愈糟，愈难结束”。向盛宣怀建议：如筹得有款，宜速请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绝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他最后还毛遂自荐：如练新军，“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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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3）
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观点十分明确和坚定。当时胡燏棻请他统领一军，以策应各军，他毫不含糊，回答道：凯须饷优械精，熟练一支，能操不溃之权，始敢措手，否则决不敢随人奔溃！
袁世凯不仅通过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将他编练新军的观点转呈、上达军事统帅，而且多方活动，直接向上呼吁编练新军。他多次致电钦差大臣刘坤一，提出整顿军队的建议。
甲午战争中陆军的惨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使清朝上下痛切领略了外国坚船利炮、新式军队的厉害，看清了中国旧有军队的腐败无能，感悟到必须迅速改革旧军队，编练新军队。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廷开始着手筹建新式陆军，选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设立武备学堂；派长芦盐运使、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十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编练自强军十三营。其中定武军部分采用西法；自强军聘用德国教官，悉仿德制，全部新式装备。
光绪二十年七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袁世凯抓住机会，慷慨奏闻旧有军队的弊病及练兵、制械诸法，力陈非改弦更张无法抵御外患，受到光绪帝称许，将他派到负责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重要机构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第一个目标达到了。
然而，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担任的是可有可无的闲差，难以施展他的抱负及多年历练而来的治军之才。袁世凯谙熟清朝官场积习，他动员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养父袁保庆在京时的几乎全部旧关系，四处活动，八方钻营，请客送礼，重金贿赂，拜师请托，义结金兰……打通进入上层集团的门径。后党核心人物、帝党核心人物、西太后慈禧的心腹、光绪帝的师傅、满族亲贵、清流党首领，诸如兵部尚书荣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及军机大臣李鸿藻等，竟全部被袁世凯搞掂。李鸿藻“激赏”袁世凯，认为他“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他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务营之弊”，而“亟言于朝”。翁同龢称袁世凯“不滑，可任也”。荣禄具体指示袁世凯，“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呈上，然后保举他的军事才干。后来著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李鸿章不用说，刘坤一、张之洞也都上书为袁世凯说好话。上述这些人党派森严，相互之间矛盾极深，但却众###赞，一致举荐袁世凯这位小小的前驻朝商务委员。这其中固然有袁世凯逢迎拍马、攀援权贵的因素起作用，然亦如《晚清七十年》作者唐德刚先生所说：他本身没有两手，不成的呢！
根据荣禄的授意，袁世凯立即拟订了全套编练新军的计划书，包括拟建新式陆军的营制、饷章、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上呈督办军务处，并强调指出：甲午战争，清军屡战屡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诚如宪台原奏，不得不为易辙之图，作补牢之计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年末，督办军务处奕劻、李鸿藻、长麟、翁同龢等议定三事：一、原驻小站编练定武军十营的胡燏棻改任津芦铁路督办；二、由袁世凯接任训练新军；三、命荫昌挑选八旗兵丁入武备学堂。随之，各亲王、军机大臣正式向朝廷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派员督练。其奏如下：
中国自粤、捻（指太平军和捻军）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