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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军中文案阮忠枢，在天津结识了一个妓女小玉，欲纳为妾，回报袁世凯。袁世凯借口有碍军誉，没有同意。过后，袁世凯派人在天津购置房舍，秘密将小玉赎出，然后带阮忠枢赴津。时天色已晚，阮忠枢随袁世凯进入一宅院，只见堂上红烛高照，摆着丰盛的酒席，房中铺陈异常华丽，一个丫鬟一面喊：“新姑爷到啦！”一面从里间屋里搀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如坠五里雾中，仔细一看，却见新娘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方才恍然大悟，从此对袁世凯死心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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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治家（7）
袁世凯的三女袁静雪（叔祯）亦回忆道：
一次，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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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1）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应该指出，这支军队并不是清朝国家经制军队，而如前述，它是19世纪中期由地方势力募练指挥、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的新军——勇营。这支新军（前有曾国藩的湘军，后有李鸿章的淮军）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重建了清朝统治秩序，后来就以“勇营留防”的形式留驻上层政权，尽管清廷始终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却实际充当着国防军主力的角色，掌握这支新军军权的各级将领也以地方势力的身份进入了上层政权。
清朝国家经制军队只有八旗和绿营。八旗军兵员极其有限，主力驻守京师，称“京师八旗”，其他分别驻防畿辅、东三省、新疆、藩部（蒙古、青海、西藏）和各直省，称“驻防八旗”。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另一支国家经制军绿营军，从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平时，绿营军实行汛弁驻防制，其兵力极度分散。绿营军军政不分、差操不分，兼之兵饷微薄不足以赡家，有的甚至兼做小买卖，从而养成了绿营兵将钻营猾巧、慵懒涣散、谋利敛财、漫无纪律、贪生怕死的积习。绿营军由“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业承袭。“勇”，则是绿营为充实军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勇”的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后勤部）供应。“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唯从绿营将弁指挥。这些“勇”，虽是从基层社会临时雇募，但由于他们或本即无业游民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而“勇”粮较兵饷更为微薄，使得“勇”往往是扰民、兵变的主力。
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需兵力的上层政权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
首先是“练勇”。19世纪中期基层社会的团练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业余武装，类于保甲，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战时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类于绿营之勇，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团勇（或称团丁）来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用游手无赖之人顶替。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无赖之徒滥入，或从团勇练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而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诸多绅士奉上层政权各级官员的号召，自备资斧，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另一方面，各级军政官员则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练勇的背后，是团勇、团练。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
但是由于财政窘迫，清廷在绝大多数时候，要求练勇自行解决经费，也就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捐输解决。如此，各级军政官员将练勇直接招募入营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采取调集各地练勇、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的办法。这使附于绿营的“练勇”，成为绿营旧“勇”及湘、淮军“勇营”的中间形态。
第二是“勇营”。人们通常认为勇营起源于湖南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时举人，由办团练起家，以率乡勇平新宁会党，授浙江秀水署知县，后补丽水知县，咸丰元年（1851年）丁忧在籍。太平天国军兴后，他招募以新安练勇为主的“楚勇”，于蓑衣渡一役胜太平军，声名大噪，其后其威权益重，渐率楚勇独立作战，最终确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然而江忠源的楚勇，似乎还是介乎“勇”与“勇营”之间的“练勇”。楚勇曾因闹饷求赏发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粮饷仍有部分为官方支给；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战阵亡，所存无多”，江忠源又集兵募勇补充兵力，仍以兵勇为主。而奉命办理本籍团练、以家乡——湖南湘乡原有团练为基础练勇成军的曾国藩，则具体实现了“以勇代兵”，独立成营。至于“勇营”的特点，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总结了八条：1。乡土色彩。诸将帅统兵，无论平时还是战阵，均随时注意亲自回乡招募。2。私军形式。自将帅以下，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上下贯通一体，恩谊相孚，患难相助。唯依将帅，不依国家定制。3。基础构成全为勇不为兵。4。以营为单位，各营均辖于统领。5。完全不依附于绿营之镇协营汛，而自成统帅、统领、将弁、勇丁的体系。6。非国家正式经制军，却有国防军的功能。其将领官职地位，一如绿营，也一样按绿营镇协营汛升迁调补，但所带之勇众随之转换防地。7。虽有乡土色彩，却非团练式的地方武装，其统属、指挥、任务、驻防都不受乡土限制而听命于朝廷，故朝野视之为官军。8。其饷源，不能比照八旗绿营，按国家定制的额定饷项由国家正途库款支付，而全由统帅自筹，或办捐输，或办厘金，或向朝廷奏定地方协饷，或奏明某类户部正款，或截用海关洋税及盐课，此类饷源虽系国有，但必须由统帅依奏案争取筹措。无论用何项款目来源，事后必须由统帅专案报销。王先生并认为，勇营组军的动机，在于“矫正绿营败坏之习气。勇营制度自立发展，随时均以绿营为假想对象，针对其弱点，予以改正，由是亦并形成勇营之特色”。
小站练兵（2）
第三是“练军”及“勇营留防”。“勇营”虽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