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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实际上，通往特权生活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在这个精英阶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进入特权的、舒适的生活的一切门路。
决定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其难度主要在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的特殊作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国家权力形式相并存，包括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多党制民主、战后日本和意大利的一党制长期统治、战后西班牙和韩国的专制政体，以及纳粹德国的恐怖主义独裁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资本家阶级都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雇用工薪工人，在市场上为出售产品而竞争。
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敌对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因而，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就都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所具备的，确实有社会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而它所缺乏的，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利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们得出结论说，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结论根源于一种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不相称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的，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反面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主要的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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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精英（1）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专家们普遍同意，党—国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些精英与苏联其他人区别开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它确实比区分2 000万苏联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限要难一些，后者在每一个车间和农村公社里都拥有大大小小的党组织。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然而，单靠他们来统治和管理几亿人的国家，未免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总人口的 1/1 000。
组成这些精英的是些什么人？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利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万人，而到了该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
在斯大林于30年代末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式教育是首须具备的，它不管是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还是对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符合规定，通通免费。对于那些要从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阶层的人来说，技术和工程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径。个人关系也起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在学校和共青团里营造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它们能够助人步步高升。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对上级的忠诚是提升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沿着经济管理之路步步高升的事业方面。最后，要提升，就得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即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官员们应该无私无怨地为人民服务等。虽然确实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线，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他们相信，只要在适当的场合高呼几声，就万事大吉。
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成员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所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允许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还是发现，绝大多数高级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识界工作，“并不一定跨进精英大门”。高级精英的子弟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它们似乎更利于外事能力的发挥）。苏联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农民、受过教育并层层爬上来的人所填补。
党—国精英（2）
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