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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
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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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2）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不料，会议内容不慎泄漏。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对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多亏萧华机灵，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
地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几位老帅“大闹京西”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他召集的两次常委会上连续批评了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看来，毛泽东对打倒陶铸是知道的，但他不赞成陈伯达、江青那样将陶铸置于死地。毛泽东的思维有他特有的豁达和潇洒，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烧”一下，有什么关系，无非是贴两张大字报。过一段时间承认错误，作个检讨，再重新站出来就是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把事情推向极端，企图置广大老干部于死地。
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3）
考虑到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泽东还交代：江青、陈伯达的问题，就在常委范围里头讲，在文革小组批评，不要扩散到别的地方。
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回去后，把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告诉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伙，同时自然也陡增了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就有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