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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方面的镇压行动，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
周恩来还对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罢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总罢工的形式，因为时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资的主要是外商，搞总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资者是华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国供应的，如果搞总罢工，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这些市场。另外，搞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不利。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还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斗争逐步升级，事态越闹越大，致使我方骑虎难下，很是被动。
对此，周恩来有过多次批评。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英标语贴满街头，反英口号震耳欲聋，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有些人还用土制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100万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制定了几条规定：游行可以向英代办处提抗议书，但对英代办处不冲、不进、不砸，不阻拦英代办处人员进出，不揪斗，不打人。
但在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红卫兵多次到英国驻上海侨务代表的办公处和住处举行抗议游行，并冲入英侨务代表的办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贴标语，还把他拖至院内进行批斗，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打人行为。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把北京群众在英代办处游行的几项规定告知上海执行？并责令尽快通知上海市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往港督府贴大字报，同港督府门前的警察发生冲突。同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23日，群众继续游行抗议，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此后，港九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
针对在香港问题上越来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来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虽说我们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既不是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国打仗，我们对英国的斗争还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动出击。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的调子不能太高，应当同内地的报纸有所区别。
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就此事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伤几人。对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5月26日，英国派遣航空母舰“堡垒”号开到香港，并在香港地区搞海空军联合演习。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指出：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3）
“警告英帝国主义者：这场斗争还刚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战斗还在后边！”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可以想像，在当时那样的极左氛围中，上述言辞对置身于香港斗争的大多数人来说，如同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有关领导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造反”，香港地区的斗争一再升级。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
中国方面在起草给英国方面的抗议照会中还这样写道：“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6月6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香港斗争问题。会上，周恩来就我方起草的在给英国的抗议照会中“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辞提出批评：“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上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50年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发表声明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加这一句话时我国已经在东北调动部队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在香港的斗争，不要搞总同盟罢工，不要主动打仗。
然而，1967年的7、8、9三个月，正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周恩来的告诫没能有效地遏止香港斗争的不断升级。同时，正象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
7月初，一些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我一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不得已，我边防部队只好开枪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
港英政府紧急调集廓尔喀步兵11旅所辖部队开进沙头角接替警察。局势更趋紧张。
7月10日、12日，周恩来召集总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再一次批评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说：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昨天，主席又讲了，还是不动武。如果我们打了过去，那就是主动出击了。香港问题，现在是群众运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出动正规部队，群众一推动，就控制不住了，你打电话也来不及。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对主席这个方针，我们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7月下旬，周恩来还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专程前往广东，向负责香港工作的有关部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
但是，受极左思潮煽动的极左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
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
这样，更加激起港英当局的公开镇压。
8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行封闭了3家左派小报社，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时之内启封三家报纸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抗议照会。
此时，正是王力“八七讲话”出笼，外交部被夺权之时，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发往驻各国使领馆的电报中竟赫然写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外交局面呈失控态势。
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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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4）
水泥路面蒸发的酷暑余热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热气漩成一股灼人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示威的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