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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
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
“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
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陈毅还着重就打开中美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设想。
他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问题，我考虑了很久。
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
我们曾建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谈才是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一类重大实质问题的切实可行途径，却被美国拒绝。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经过深思熟虑，陈毅为打开中美关系，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合常规”的想法，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在恢复华沙会谈时，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不提先决条件。
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
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
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
陈毅表示，他将把这些“不合常规”的想法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这的确是一些惊人的“不合常规”的想法。
那时中美不但没有外交关系，而且中国一直视美国为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把中国看成无法接近的“铁幕”，恢复华沙会谈已是相当不易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更是不敢想像。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周恩来听了陈毅当面说出这个“不合常规”的想法以后，竟大为惊喜，表示将用最快的速度报告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不久，他果断作出决定：同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欢迎美国派人到中国来，尼克松本人来也欢迎。
1970年1月20日，中美大使在华沙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恢复谈判。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熊向晖以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
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
7月16日，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正如陈毅所预言的，这一消息引起全世界的震动。
这时，陈毅已经病重住院。
熊向晖特地赶到301医院探望，欣喜地向他报告了中美关系的近况。
陈毅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很高兴。
他兴奋地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
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
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6）
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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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紧急疏散（1）
1969年10月17日，陈毅接到一份请柬，应邀出席这天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的表演晚会。
这样的体育表演晚会，本来可去也可不去的，由于中央办公厅有通知，“今天的晚会务必到会”，陈毅只好去了。
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时，他多少有些想法，看体育表演用得着这样的硬性规定吗？想必有什么事情！到后一看，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确实壮观辉煌，表演节目也是第一流的，更引人注目的，老同志到会之多之全，为以往所少见。
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邓子恢、陈云、王震、陈奇涵、李富春、张鼎丞都来了。
陈毅没有看到徐向前、聂荣臻，一问才知道，他们因病因事请了假。
果然有事。
表演一完，这些老同志就被请到首都体育馆的贵宾休息室。
不一会，周恩来陪着几位政治局委员来了。
由周恩来传达中央加强战备、紧急疏散的指示：中央决定，根据当前国际形势，为防止苏联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在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进行战备疏散：董必武、朱德去广东，叶剑英去长沙，陈云、王震去江西，陈毅去开封，徐向前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郑州……周恩来还说，他已同各地第一把手打了电话，安排好了住处，准备了专机或专列，请大家放心前去。
10月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了林彪作出的“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这天上午，陈毅召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和熊向晖、姚广到中南海紫光阁开会。
因为前一天晚上徐向前、聂荣臻没去首都体育馆看表演，陈毅顺便给他们讲了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决定。
陈毅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继续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就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
总理再三嘱咐，一定带夫人去，好有个照应，北京的住所保留。
尽管几位老帅断言大仗一时打不起来，他们还是认为加强战备有此必要，对这次紧急疏散没有异议。
但也有某些想法，为什么惟独疏散老同志呢？当时形势并非那么紧张，林彪那个“第一个号令”似乎有些危言耸听！聂荣臻说：“郑州那个地方是中原的铁路枢纽，确实是战略要地，但是中原地区我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好些。
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
徐向前说：他的身体情况比陈毅好些。
石家庄医疗条件比开封好，离北京也近得多，希望中央批准他同陈毅对调一下。
陈毅深受感动，说他身体还行，不必换。
徐向前说：“不必客气了，由我向中央说去！”
陈毅最后宣布：“疏散以后，聚在一起难了，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会到此结束。”
中央很快批准了老帅们的建议：徐向前同陈毅对调，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河北邯郸。
10月20日，陈毅同着妻子张茜乘火车来到石家庄。
石家庄是河北省省会。
省革委会知道他们要来，早早为他们作了安排：陈毅被分配到铁道部石家庄车辆厂蹲点，张茜被分配到石家庄一家药厂蹲点，有一个安静、舒适的住处，离他们两人蹲点的工厂都不远。
这一切显然同周恩来事先打招呼有关。
难为他想得如此周到，陈毅不禁由衷地对他表示感激。
跟在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蹲点调查时一样，陈毅每个星期只用三个半天到石家庄车辆厂劳动或参加学习，其余时间自行支配。
对他来说，这三个半天是雷打不动的，风雨无阻。
这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他不把这单纯当成一种任务，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一种需要，一种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每天不可缺少的需要。
他一到工人中间就浑身自在，就有一种奋发向上、跃跃欲试的欲望，用不着左顾右盼，顾虑这顾虑那。
所以他愿意到工厂去，愿意同工人多接触，他去工厂蹲点的时间有时远远超过了每周三个半天。
车间班组的工人都很喜欢他，乐于接近他，愿意同他说说话，一点不把他当外人。
加上这里远离了北京是非之地，少了许多纷扰与烦恼，他在石家庄倒也过得舒心自在，无忧无虑。
然而陈毅感到很大的不满足，有一种受欺骗、被出卖的感觉。
一到石家庄，他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回是革职为民了。
这并不使他感到意外和难过。
他两年多前就说过，大不了罢官，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他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他是四川人，他还会做担担面，没有什么可怕。
感到意外和难过的，是不能完成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继续研究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任务。
进行这样的研究，须得具备一定条件，如今这样的条件竟被全部剥夺了。
到石家庄以后，中央文件看不到了，有关的电报、动态资料没有了，甚至连自己花钱订阅的《国际共运》、《参考资料》等也被扣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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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紧急疏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