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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一贯说话有气无力的林彪竟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极尽歌功颂德的能事，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同时罗列了古今中外宫廷政变的事例，大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
这给人一种印象，党内出了乱子，有人阴谋篡党夺权，而又不明说是谁。
于是互相猜疑，人人自危，使人不寒而栗。
10天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一跃而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组长陈伯达不打任何招呼地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说是“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实际上牢牢控制了党的宣传大权，为所欲为。
更使陈毅震惊和担忧的是，这个小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竟然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江青的权力也急剧膨胀，政治地位扶摇直上，不可一世，三个月后竟取代陈伯达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代理组长，成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6月1日，陈伯达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同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首先响应，纷纷起来效仿北大，揪斗各级领导，“造修正主义的反”，一时间风起云涌，狂潮怒吼。
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大字报铺天盖地。
大批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报社、电台，涌向街头，情绪激动，场面惊心动魄。
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不甘示弱，其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在京其他高等学府，他们甚至多次阻拦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的陈毅，要他当面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二十二、老革命碰到新问题（2）
对这些造反派的过火行动，陈毅极为克制，总是耐心开导解释。
一次，陈毅又受到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纠缠，在一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陡然火冒三丈：“你们赶快散开！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你们是问！”
陈毅发起“政治脾气”来还是怕人的，那些气势汹汹的学生突然蔫了气，一个个怯生生地让开一条路。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广播后，全国为之震动，更给混乱的局面火上加油，使许多党组织处于被动地位。
为什么要广播这样一张大字报？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事先不打个招呼？陈毅想不通。
他带着忧虑和不安去问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陈毅，他曾跟北大的人说过，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不赞成大字报上街，当然更不赞成在电台上广播。
他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陈毅哪里知道这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是康生暗中一手导演的！此前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人要走了那张大字报的底稿，然后秘密地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骗得了毛泽东的批示。
这张大字报最初在北大学生食堂贴出时，一连几天受到北大众多师生的责难和反对，康生如坐针毡，现在中央台一广播，康生马上神气活现起来。
在一次师生###上，他竟手舞足蹈地说：“大字报一广播，我感到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外交部党组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又无可奈何，迫切期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
正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看到了这时局势的严重性，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尽快扭转混乱局面。
全国许多省、市也相继效法。
6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想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陈毅决心在外事系统迅速贯彻中共中央的这些最新指示。
6月3日深夜，他向外交部党组传达了中央的《八条指示》，决定尽快准备向有关单位派出工作组。
他说：“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期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
我也是主张早派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导是需要的。
这是件大事，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安定局面。”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曾专程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内中也提及派工作组的事情。
毛泽东并没反对派工作组，总的还是倾向于派，只是要掌握好派的时机。
他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
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按照陈毅的理解，派工作组问题，没有准备不能派，情况不清楚不能派。
环顾外交部系统，对外文委摊子最大，几千号人，一日无头就会乱了套，甚至影响外事往来，影响国家声誉。
陈毅认为，有些外事工作急如救火，稍有耽误就会误事，遗患无穷，更不能没有或中断领导，只要准备充分，情况清楚，可以通过派工作组解决领导问题。
陈毅向来是说干就干而又谨慎行事的，很快作出抽调张彦、孔筱担任对外文委工作组正副组长的决定。
在张、孔二位下去前，他又特地同他们谈话：“对外文委的摊子很大，不能没有党的领导。
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但是我们都是仓促上阵，文化革命是第一次搞，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你们到对外文委，既要大胆领导，又要谨慎，运动情况及时与我通气，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
陈毅万万没有想到，工作组去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遭到对外文委造反派的轰赶，大字报上一片反对之声。
有人看见，中央文革每天派人前来摘抄大字报，陈伯达、戚本禹等头面人物也曾暗中来过。
陈毅及时召集各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交流情况，给他们鼓劲：“路线斗争不是好玩的东西，不要乱猜，不要搞投机，不要今天猜这个下台，明天猜那个上台，不要做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在路线斗争中搞投机，是要犯大错误的！我再重复一遍，工作组是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要因为造反派贴几张大字报，某个说句话，就跟着猜疑起来，动摇起来！与造反派不要硬顶。
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持贯彻落实！”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定于这年6月下旬召开，陈毅奉命参与具体召集和主持这次重要的盛会，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许多地方的工作组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有的已到了难以招架的地步。
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汇报到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筹备情况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外语学院又闹开锅了，光贴我陈毅大字报已经不过瘾了，要上街，要闹事，扬言要冲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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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老革命碰到新问题（3）
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决不客气！”
全场鸦雀无声，只有陈毅的余音在空旷的会议大厅里久久地回荡。
周恩来凝目静听，情不自禁地点点头。
康生、陈伯达紧绷着面孔，默不作声。
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只顾拼命速记，生怕漏记一个字。
最后还是邓小平打破了僵局。
他毫不含糊地说：“陈老总，我支持你，应该给那些胡来的人一点颜色看！哪天我同你一道去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