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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难,古今所同慨。
选才更难,更为古今所同慨。
斯事余深有体会于此次搞名单也。”
8月15日,陈毅由北戴河乘车赴唐山机场,然后乘飞机回北京。
8月30日,“八大”预备会开幕。
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做“八大”议程报告。
各代表团推选陈毅代表他们发言,表示拥护和接受中央对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和总的部署。
毛泽东在会上做重要讲话,指出关于斯大林,应看他的主流,他大部分是正确的,部分的暂时的是错误的。
对王明、李立三这样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不应抛弃他们,而应欢迎他们改正错误。
应该选他们为中央委员。
选他们,重视他们所犯错误,取得教训,帮助改正,对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9月15日至27日,“八大”正式在北京召开。
9月28日,召开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
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政治局后补委员六人,陈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他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休假的事只得无限期地后拖。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按此次余又当选中委,对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十分惶恐,又很惭愧。
谦辞不可能,自任亦复惶恐也!”
“今日八个节目,忙得不亦乐乎。”
9月30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毛泽东主席亲往机场迎接。
这是中国给予印尼国家元首的最高礼遇,说明中国对发展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视。
陈毅又忙于接待工作,除了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对苏加诺的接见、会谈和宴请等活动外,又受命陪同苏加诺赴各地访问和游览。
10月6日起,他陪同苏加诺从北京飞到沈阳、大连,从杭州飞到广州、昆明,一直忙到10月15日送走苏加诺。
10月19日,他又受命飞往上海主持鲁迅纪念会。
回到北京后,他受命迎接缅甸总理吴努访华,又赶上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对这两起震惊世界的事件,中央是重视的。
陈毅参与了全过程的研究和处理工作。
正是这样没日没夜地紧张劳累,最终使他身体内那根绷得过紧过久的弦承受不了超常的压力而发生了晕倒在印度大使馆招待宴会上的事情。
对陈毅的突然晕倒,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
这次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亚洲七国,本来说好了陈毅要去的,为了照顾他早日康复,断然决定改由贺龙元帅代替。
陈云代总理一再过问他的病情,得知他已经去广东休养才放了心。
###最清楚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情况,本来早就要安排他的休假,却苦于挤不出时间,现在机会来了,便用最高的效率对他的休养问题作出了妥善安排,迅速通知湖北、湖南等沿途省委做好接待保健工作,通知广东省委和广州军区做好接待准备,连休息、疗养、治病、旅游观光等许多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
有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周到安排,陈毅此次告假南下休养自然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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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告假赴南方休养(1)
1956年11月23日,陈毅偕同夫人张茜乘火车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24日上午抵达汉口,受到湖北省委盛情接待。
中午稍事休息,下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正在紧张施工中的长江大桥和中山公园的菊展。
晚上与王任重、张体学等湖北省委领导人共进晚餐。
饭后过江看汉剧会演。
这是张茜1937年底参加新四军后第一次回到故乡,而且见到了尚健在的父亲和继母,激动喜悦之情自不必说。
第二天下午,他们游览了武昌东湖风景区,然后与湖北省委领导人和张茜的父亲、继母依依惜别,登车南下。
陈毅的乐观和坚强,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他身体很好,其实他一身都是病。
早在19年前,他给大嫂李白文的信中说:“弟左耳重听,右腿伤残不良远行,左脚亦伤,胃病、痔疾、贫血诸症交相困我,尚力图疗养期,决定者视时局如何耳。”
五年前给父母的信中谈到自己“肝内有肝蛭吸虫潜伏”,“医者言,不治疗目前并无大妨碍,但恐日久生变,有演化为黄疸病水肿病的可能,甚至可能变为孙中山式的肝癌云云”。
在稍后给妻子张茜的信中也谈及此事,说已“开始治肝吸虫,现已半月,再有一周即告一段落,无论见效多少,我是决心出院了”,“主要工作忙我不便长期住院”。
“此次治疗效果很大,眼睛耳鼻均一并治疗,牙也作检查,肝病据说已减轻。”
还谈及他时常头痛,时好时坏。
陈毅确实身患多种疾病,有的可谓久治难愈的痼疾。
体检中查出的“右侧坐骨陈旧性骨折,已形成骨性愈合”,显然同他给大嫂李白文信中提及的“右腿伤残不良远行”是一回事。
那是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前的1934年8月,陈毅作为西方军司令员来到江西兴国老营盘三军团六师的前沿阵地视察作战情况,正赶上敌军周浑元部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这一带红军防御阵地猛烈进攻。
陈毅视察完毕正要离开时,右坐骨被敌人子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血流如注。
当时主力红军即将撤离,医院里的重要设备已经拆卸打包,还是周恩来的亲自过问,才将已装箱的设备重新打开,给陈毅作了X光透视,并立即进行了手术。
手术是仓促的,碎骨不可能清除干净,这便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使陈毅后来吃够了苦头。
这次身负重伤,使陈毅无法随同主力红军参加长征,只能就地坚持斗争。
陈毅右坐骨的枪伤和痔疮,长期折磨着他。
在三年游击战争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缺医少药,他的伤口红肿化脓,疼痛难忍的时候,充其量用盐水洗一洗,抹点万金油就不错了。
但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没有哼一声。
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不解决问题,而且伤势还在一天天恶化。
打游击不可能老呆在一处不挪窝,为了应付敌人的频繁“清剿”和搜山,得随时准备转移和战斗,拖着一条伤腿怎么行?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自己动手挤脓血,清除腐肉,痛得他脸色蜡黄,冷汗淋漓,后来竟奇迹般地好了。
痔疮,更是长期困扰着他。
在战争年代,由于经常行军打仗,行军又多是靠开动两条腿和骑马,这个老毛病便时时作怪弄得他苦不堪言。
虽然这算不上什么顽症,但因为没有条件彻底根治,只要走路多了或过于劳累就犯病,一犯病就疼痛难忍,血染衣被。
即使是这样,他在人前依然是那副凛然不屈的样子,指挥打仗和处理工作时照样表现出自信和机智,跟平日身体无恙时没有两样。
对待疾病,陈毅并不讳疾忌医。
有了病不治,一拖再拖,那是没有条件治,有了条件,他还是认真对待的。
建国初期,体检时发现他肝内有肝蛭吸虫潜伏,医生建议他进行药物治疗。
他知道这病不认真对待,日后有演化为黄疸病水肿病甚至肝癌的可能,便毫不犹豫地按医生的建议办。
治这病20天是一个疗程,服药后有头晕嗜睡、精神萎靡等强烈反应,要求每天上午到下午4时遵医嘱卧床休息,即使不卧床的时间也只能在病房尽量少活动。
对于一向喜动不喜静的人来说,一下静卧20天,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陈毅做到了。
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陈毅自觉症状有明显减轻。
可惜后来事忙,这次治疗没能坚持下去。
1955年初,陈毅患牙疾,半边脸肿胀,看了叫人害怕。
医生说,若病情继续发展,上窜到眼睛和脑子就危险了,要求他立即住院治疗。
住进医院以后,肿得更厉害了,只得先给他开刀消肿,然后再治牙疾。
俗话说“牙痛不算病,痛起来就要命”,这一回,他算领教了牙痛的滋味。
医生给他开刀以后,继续服消炎药,热敷,肿胀感稍有缓解,疼痛却未见减轻,仍然烦躁不安。
张茜来医院探视,给陈毅带来一些报刊书籍,使他喜不自禁,爱不释手,似乎暂时忘却了牙疾的痛苦。
他对借自刘晓处的《白氏长庆集》情有独钟,尤其对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