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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民主党派的代表会上，他曾对与会者说：“具体斗争硬是要重视。
我们就在研究杜勒斯，把他的文章圈圈点点。”
经过这些研究，他发现了美国当权者的意图和对付他们的办法。
他说：“美国的政策，头一步是交出金、马，使大陆和台湾完全脱离，以便他长期占领，第二步就是托管台湾，第三步是中立台湾。
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
杜勒斯不是有‘脱身政策’吗？这一来就难以脱身了。”
中国政府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斗争策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又不放弃必要的谈判，武的一手和文的一手互为补充，使得中美之间在台湾海峡这场斗争中，中国方面始终处于得道多助的地位。
即使如此，陈毅对于自己所主持的外交工作仍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外交工作更好地为全局服务。
中美华沙谈判，中断九个月之后于9月15日起恢复，陈毅专门指示王炳南大使：华沙谈判，不失为做工作的机会，可与美国大使握手、问好、谈天，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
我们不乞求谈判，也不排斥谈判。
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杜勒斯一再碰壁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评论说：“中国人在沿海岛屿握有硬牌，知道如何巧妙地打这些牌”，由于“在金门握有军事上的主动，他们可以像拧开或关上水龙头一样进行或停止炮击。”
美国报刊把杜勒斯说成是“世界上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外交家”。
加拿大众议院一位领袖人物把杜勒斯比喻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
其实，陈毅对美国和美国人并无偏见，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同一些美国人过从甚密，不分彼此。
他一贯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一百八十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
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
陈毅认为，中美关系弄得如此之糟，责任在美国。
他说：“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长期处于这样僵持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不好。
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是不是请美国朋友冷静一下，用强大的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支持一个蒋介石集团，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中美关系僵局无法能够打开……中国人民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这个问题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
中国是处于被损害的地位。
我们没有占领美国什么领土，我们没有援助美国什么叛乱集团来分裂人家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人是太自高自大了。
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陈毅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始终寄予希望，不怀疑他们总有一天会对中国和世界抱比较客观的现实的态度，即便对杜勒斯这样僵硬霸道的人也没把他看死，不认为他是永远不开窍的花岗岩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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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不怕帝，不信邪（4）
陈毅注意到了杜勒斯这年10月16日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记者的谈话和11月18日在美国克利夫兰的讲话，前一次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后一次说，“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
陈毅特地向人推荐杜勒斯在克利夫兰的讲话，说“这篇讲话很值得看一看。”
这说明，陈毅看到了杜勒斯也在变，他的认识也在逐渐接近实际。
可惜半年后杜勒斯在71岁上死于癌症，要是他能多活上10年，就能目睹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接近中国的惊人举动，说不定也能跟着别人做一两件促进中美关系的好事，改改他的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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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1）
处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陈毅碰到的第二大难题。
早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起，在对待马列主义、国际共运和若干重大问题等方面，中苏之间便出现了意见分歧，后来这种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且日益公开化。
1958年8月，中美围绕台湾海峡问题关系紧张，美国加紧向台湾海峡地区增调兵力，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坐卧不安，赶紧派人到北京来探虚实，生怕被拖进一场原子战争的灾难中。
当得知中国明确表示，即使万一爆发战争，中国将自己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无意请苏联帮忙时，他才安下心来。
1959年国庆前夕，赫鲁晓夫访美归国路过北京。
在当晚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宴上，赫鲁晓夫竟摆出“老子党”的架势教训中国主人和前来赴国宴的来宾，说什么“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此人的粗俗表演，使陈毅预感到即将举行的中苏会谈会有坎坷。
事情果然被陈毅言中。
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苏联方面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
中方向苏方详细说明了中印边界事件的真相和中国在台湾海峡斗争中的立场和策略。
赫鲁晓夫则坚持偏袒印度，指责中国1958年8月炮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暗示要中国考虑暂时让###。
赫鲁晓夫的一派胡言，当即遭到了陈毅的驳斥。
这位赫公在联大讲坛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的事，陈毅早有所闻，没想到在中苏两党会谈时又有花样翻新的表演。
此公辩不过陈毅竟然撒起野来，气急败坏地说：“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当即不客气地回敬他：“什么第一书记？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
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对陈毅当然嫉恨在心，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还忘不了发泄一通怨气：“毛没有正面出来谈我所怀疑的事……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
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
因为中国不拿原则做交易，赫鲁晓夫只好空手而归。
他越来越生气，当他途经海参崴准备返回莫斯科时，禁不住骂出了脏话，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咒骂中国，显然跟中国不愿受制于他，不愿跟他的指挥棒转有关。
早在1958年苏联就怀着控制中国的野心，提出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的问题，当然遭到严词拒绝，从此便对中国怀恨在心。
1959年中印边界遇到麻烦，印度主动挑起边界冲突，苏联塔斯社竟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有意恶化中苏关系。
接着，苏联背信弃义地片面撕毁中苏双方技术合作协定，把两国关系一步步推向破裂的边缘。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决定自7月28日起至9月1日，撤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执行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更令人愤慨的，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进而与美、英一起签订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妄图永远剥夺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权利，只许他们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陈毅感叹“赫公把文章做绝”了。
他们原想通过高压手段逼中国乖乖地听命于他，听他们的摆布，没想到受够100多年屈辱的中国人民把独立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决不在任何强权面前低头。
陈毅对赫鲁晓夫搞的那一套，有清醒的认识，不愿拿原则做交易。
他曾对一些日本朋友说：“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
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
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
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来！”
对于苏联片面决定撤回专家和撕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