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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最高层的动员和自上而下的贯彻，最终促使海信技术中心在1997年在内部机构设置、制度保证、项目规划、人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基础性研究和中、短期产品开发三个层次的技术开发体系也被建立起来。
在接下来的3年里，战嘉瑾目睹和亲历了海信的成长。他自己也在成长中。他似乎干得不赖——在这3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变成了数字电视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已经熟悉了电视机的全部，对于如何将一款新型的、邮票一样大小的进口芯片嵌入电视机的合适位置轻车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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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战嘉瑾的“带头大哥”（2）
他熟悉海信电视机使用过的芯片：西门子、飞利浦、泰鼎……它们都来自欧美，它们都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它们控制着中国电视机的显示与功能，控制着电视机的价格与利润，然后控制着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命脉。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上中国自己的芯片呢？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制造出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电视机呢？
战嘉瑾苦恼着、期盼着、幻想着……
同样的苦恼、期盼和幻想也弥漫在周厚健、夏晓东、王希安的头脑中，后来它们还弥漫在于淑珉、郭庆存的头脑中，弥漫在所有清晰地看到海信未来命运的决策者头脑中，弥漫在所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好奇和希冀的海信人的头脑中……
“一个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很可怕的事情，”战嘉瑾慨叹道，“引进的成本实在太高，国内的整机企业在芯片商眼里根本排不上号，拿到的芯片方案往往比松下、索尼、东芝这样的行业巨头晚一年半。”
对于一台新型电视机来说，利润最高的时间是前半年，晚了一年半，就意味着中国电视机制造商们所能得到的是最低的利润、最低端和最难突破的市场。当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抱着利润的西瓜抹嘴的时候，我们却瞪大了眼睛，还在苦苦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芝麻。
仅仅寻找并不可怕，勤劳毕竟是一种美德，饥饿和贫穷并不值得尊敬。然而，当饿狗们发现了同一块骨头的时候，它们便会争相扑上去，相互仇视、吠叫咆哮、然后厮咬肉搏。
一场搏斗往往意味着一桩残酷的杀戮事件，当那片鲜血淋漓、昏天黑地的杀戮战场被打扫之后，我们会看到胜利者趾高气扬，叼着骨头昂首于战场中央，仿佛自己是睥睨天下、号令群雄的领袖；而那些失败者，拖着残缺的、疲惫的身躯，趴伏在泥土中，身上沾着鲜血和流血的伤口，口中流着泡沫和涎水，眼里全是乞求和哀怨，心头一片绝望和仇恨。它们饥肠辘辘、自怨自艾，它们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死亡的降临。
杀戮。每天都是这样的杀戮。
谁制造了这一场场杀戮？
谁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从战嘉瑾的身上，你会发现哪些成功者的特质？
中国家电业为什么必须掌握核心技术？
寻找出路（1）
1998年，中国电视机产业还处在“彩电价格战”的鏖战中，一场场屠戮，一桩桩死亡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也许有人找到了幕后的凶手，也许有人对于死亡原因一无所知或已麻木不仁，也许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拿冷眼打量着这悲惨世界，也许还有人正在觥筹交错，发出胜利者的欢呼。
战嘉瑾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国内整机企业面对相同的供应商、相同的芯片方案，同质竞争，只能打价格战。很多中国企业都不愿意打价格战，都想差异化，但芯片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周厚健和他的搭档夏晓东也早已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周厚健说：“产品越同质化，竞争就越惨烈。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举个例子讲，大家现在都知道，电脑给大家的印象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实际上，产品确实运用了比较好的技术，但是从芯片到CPU基本上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具体讲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它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产品，所以它的利润很低，越来越低。技术差异是形成产品差异的最基础因素。”
他们不但看到了死，也看到了生。他们知道，如果不掌握芯片技术，整个中国彩电业迟早会完蛋。
周厚健有一次说：“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意味着决定不了功能、决定不了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你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芯片起的作用就是我说的这几点。机器的功能、性能，电路的程式和复杂程度，都是由芯片来决定的，所以说没有芯片就没有选择产品的权力，只能模仿别人的。中国这么大的制造能力，是绝对的彩电第一生产大国，但连最起码的产品权却没有，所以也很难讲未来发展的趋势。”
周厚健和夏晓东想到了自己搞芯片开发。
夏晓东那时候担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和技术中心主任，他跑到了美国，与美国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洽谈，希望和他们一起进行有关电视芯片的合作开发。我们今天可以想像谈判的艰难，这是一个弱者与强者的对话，任何从强者那里获得一丁点东西的试图，都会付出辛苦甚或屈辱的代价。
事关海信未来，事关海信生死，夏晓东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对方答应合作，海信付出什么都值，他个人忍受什么都可以。
那家公司最终答应了夏晓东的合作请求。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原本主要做显示器产品，与海信合作可以介入电视机整机方面的业务。
1999年，夏晓东派战嘉瑾与其他研发人员一起，去美国协助该公司作一些芯片验证板及调试方面的工作。当然，该公司对代码、设计流程等知识产权保护得如“铁桶”一般。
“它们与海信的合作并非技术合作，是纯粹的低端合作，不可能对我们开放技术，只告诉了我们功能方面的一些东西。”战嘉瑾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相当于他们的用户，也只能从用户角度提一些问题。”
战嘉瑾在美国工作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从对芯片设计一无所知、充满好奇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感性认识、半吊子的专家：
“就像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因此一直对‘中国人能做芯片’持怀疑态度。”
最令战嘉瑾感慨的是，那家美国公司做芯片设计的开发人员数量很少，也就那么7、8个人十来条枪，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与自己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他们中有人来自中国大陆、有人来自中国台湾、有人来自中国香港。这些中国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他们设计的一款液晶显示芯片，其出货量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三。
“既然7、8个人就可以做到全球第三，芯片设计显然没有想像中那样难！” 战嘉瑾说。
他在心中为自己列下了一组做芯片的程式：
◆7、8个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做芯片可以做全球第三。
“谁也不比谁笨，”他想，“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硅谷做就一定比在国内厉害？”
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对“芯片”的神秘化和国内产业环境的问题。
国内的产业环境的确不是太好，对于芯片业的落后，国家早已紧迫不已，但是长期扶植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氛围却是异常滞后。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战嘉瑾已经发现“芯片”不再神秘，不再让他感到恐惧。仅仅在美国呆了3个月，他便开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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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2）
“海信是不是自己去做芯片呢？”
“自己是不是也去做芯片呢？”
在自己设想的幻梦中，他从美国回到了青岛，从硅谷回到了江西路11号，从对芯片憧憬中回到电视机开发中。
但是芯片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身体当中，嵌入了他的大脑当中，嵌入了他的整个思想当中。他到处跟人说自己的想法，见到谁就跟谁说，跟同事说过，跟朋友说过，跟领导说过，在家里跟妻子也说过……
从美国回来后，他变成了一个爱“磨嘴皮子”的人。
集团的高层看起来没有任何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