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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他终于有了第一个助手，名字叫丁勇。这个人的任务是协助他继续做跟踪、调研和论证。
8月，又有两个助手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报到，一个叫刘志恒，一个叫陈永强。
他们的到来，让战嘉瑾的“毫无成就感”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他后来有一次说：“这三个人到来，我感觉集成电路肯定要做了。”
他此前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在“要不要做”的问题上为周厚健和夏晓东提供参考资料及建议，现在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的到来，事实上意味着周厚健和夏晓东需要的东西已不再是“要不要做”的参考，而是“做什么”的参考了。
现在，战嘉瑾要找到一条路，或者说要找到一个点，拿一根针扎进去，然后对周厚健和夏晓东说：“就从这里切入！”
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此前他做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但那基本上是一个毫无创造力的活儿，换个稍微懂点技术又精力充沛的人来干，没准儿比他干得漂亮得多。
现在，他需要告诉周厚健和夏晓东，他是个有见识、有判断力的人。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就是来帮助他圆这个梦的。
就在这时候，周厚健和夏晓东决定在海信集团技术中心成立“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
周厚健如今已记不清当时到底论证了多长时间，他只清楚地记得他们决定去搞芯片的时候，他把一帮只搞过电路没有搞过芯片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会，这帮人里面包括夏晓东和战嘉瑾。
他问他们，海信现在涉足芯片可能性怎么样？
当时参加这个会的人也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负责人战嘉瑾。当时大家讲，只要企业能够投入，只要能给出时间，按照海信技术人员的素质，应该是可以开发成功的。
于是，海信开始编织自己的“芯片梦”了。
海信为什么最终决定做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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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梦（3）
周厚健为什么让战嘉瑾做那么多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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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1）
从海信档案和官方记载中寻找海信做芯片的记录并不容易，代表海信官方“意识形态”的《海信时代》对此几乎从未给予只言片语的报道。唯一提及的一次，是海信电器的一份汇报材料《精细的技术质量经营》：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拥有北京、上海ASCI、美国三个开发中心。
列入原国家经贸委重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3个：HDTV、ASCI专用芯片设计开发、智能服务机器人技术开发。
除了这些廖廖数语之外，芯片几乎被“忽略”在海信的官方语言之外。而仅有的一次提及，也是发生在海信决定到上海去设计芯片之后。
上海。2001年6月18日。
战嘉瑾带着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来到了上海。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庞大、新奇，充满诱惑。
在虹桥机场，没有人迎接他们，没有人认识他们。
已经记不清那年初到上海的时间是6月14日还是6月18日。战嘉瑾只记得抵达后上海的梅雨季就开始了，闷热、潮湿的天气，压抑、烦躁、焦虑的情绪紧紧包围着这个“北方佬”，让他始料不及、无法逃避。
战嘉瑾4人的行动，只是海信一系列行动的部分内容。还在战嘉瑾对芯片技术和理论进行跟踪、调研的时候，北京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
上海先行一步，他们将原本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开发建设的商场改变角色，命名为“科技京城”，坐落其内的是上海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科技京城”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楼宇型高科技园区，以其产业链齐全而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物流中心，最终塑造成一个“芯片王国”。
当然，为了真正地造就一个“芯片王国”，他们还得使基地拥有大量的可租赁开放试验设备和频繁的培训交流会，并且招揽国内外大部分知名微电子企业将“科技京城”作为开发总部。
海信成为上海招揽的目标之一。当上海听说海信有意做芯片时，就派员专程到青岛与周厚健和夏晓东谈判。他们向海信发出邀请，并承诺给予种种优惠，只要海信将芯片开发部门搬迁到上海。
周厚健和夏晓东看中了上海良好的芯片产业环境以及“长三角”众多的芯片封装、加工等配套企业。几次谈判之后，他们要求战嘉瑾4人在上海的梅雨季开赴上海，组建海信ASIC上海研发中心。
在上海，4个外乡人除了来自地理课堂和旅游资讯中的线索外，他们对这座与青岛一样的滨海城市一无所知。
他们的宿舍是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的人帮忙寻找的，那是一套位于26层的房间，毗邻高架桥，没有空调。关上窗户，38摄氏度的高温热得人无法入睡；打开窗户，外面高架桥上飞速驶过的汽车发动机噪音又吵得人无法入睡。
后来，他们买了几台电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没办法，他们于是自己动手，折硬纸板充当纸扇祛暑；不下雨的晚上就拎上凉席，将楼顶的大平台作为自己睡觉的好场所。这是4个外乡人最奢侈的夜晚。
白天，他们要忙于办公场地的租赁谈判。300平方米的场地租赁下来之后，他们还要忙着装修、“办消防”证和采购设备。
在上海的梅雨季里，除了怀念故乡青岛、思考着芯片的事情外，他们只剩下了忙碌、忙碌之后的喝喝酒、打打游戏。
上海的梅雨季就是这样过去的。
但青岛的梅雨季却还没过去。
关于芯片“做什么”的争论还在继续，光是选产品的论证就持续了一年多。当时负责论证的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在他通过之后再报给夏晓东和集团其他决策者。
战嘉瑾说：“那时候国内集成电路很热，大家都在谈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海信这边的争论受整个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很大。”
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都有着相同的理由：风险太大、能力不够。
到了2001年底，反对的声音终于弱下去，以至消退了，上海那边的装修和采购也已完成收尾，战嘉瑾他们也有了新的办公场地了。
“论证的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痛苦。”4年后，战嘉瑾说，“我们论证了很多产品。当时国内迷恋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技术含量低的集成电路，但大家都很看好。还有一些企业做‘逆向设计’，就是把别人做的芯片拆开，拍照之后根据照片的显示进行设计，这样做投入小风险也小，国内很多同行都这么干。”
海信也在争论到底是“逆向设计”还是“正向设计”。
“逆向设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是100％，几乎毫无资本和失败的风险，而“正向设计”则意味着一切都是零，现在从零开始，未来有可能以零结束。未来有多远，风险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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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2）
战嘉瑾说，这是一个“从前往后走”还是“从后往前走”的悖论。“从前往后走”，就是你假设自己走到了前方，如果路没走通，又回到了原点，时间、金钱的损失、精神的重创和理想的破灭，这都是冒险的成本。
“从后往前走”，事实上意味着你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赶不上别人。别人吃的是米饭，拉出来的是大便；你吃的是大便，拉出来的是土。别人是领路人，你是沿着别人的路走；别人将你带到悬崖上、陷阱边，看着你掉下去、摔死了，你自己还不知道。
青岛和上海。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部门建立了，人员也在逐渐招聘中，但方向在哪里？从什么地方切入？我们很迷茫。2000年正是全球半导体行业最低迷的时候，有人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可很多人瞪大双眼，也找不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在哪个方向。连业界的领导者都很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只忙着裁员节流、出售某些业务部门。就是在如此凄惨的大环境下，海信决定进军集成电路行业；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些初出茅庐、没有任何基础的新手？一时间，外界甚至企业内部充满质疑声。没有人能够断言我们能否取得成功，只能在黑暗中探索。”战嘉瑾回忆起来依然印象深刻。
没有方向，没有参考，一切未知的东西，他们都没有。
又到处都是方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