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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1999年10月外经贸部批准成立蒲圻赛德发电有限公司，2000年2月，通过注册登记，该公司正式成立。蒲圻赛德发电有限公司由美国赛德公司独资建设经营。按照合同规定：经营期为20年（不含建设期），经营期满，电厂全部固定资产和权益无偿移交给湖北省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
200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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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的心与不冷静的脑
热切的心与不冷静的脑——读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
运用经济学解释或者分析实际问题，应当尽可能地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说话。如果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感性分析，恐怕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途径。
我对卢周来先生的关注，是基于他写的关于科斯定理的文章。他的那篇文章，我是在2002年4月号的《书屋》杂志上看到的。他说，科斯定理没有关注公平问题，只注意效率问题。他还对国内学术界很多学者对科斯定理的曲解，表示批判。他的看法同当时市面上各家观点都不一样，而且，非常难得的是，他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此，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到处找他的文章看。
日前，也就是教师节的那一天，我陪一位退休的教授逛书店，发现了卢周来先生的这本文集《穷人经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但近期忙于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将这本书搁置一旁，没有来得及阅读。今天，我看到某报介绍这本书，便想起来了，翻出来看。
卢周来先生在“后记”中说，写这些书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普及经济学知识；二是为底层百姓说话。他说的这两点，无论谁这么做，而且不论做到什么程度，我都会对他另眼相看。就像经济学家茅于轼一样，尽管我不大同意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但是，他呕心沥血地著文普及经济学知识、扶贫（办扶贫学校、创扶贫基金），我非常景仰。
从卢周来先生的这本文集，我看到了一位经济学者的良知与责任。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感性的言论，且举3个例子：
（1）不公平贸易。他在开篇——《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一文中，谈到乡下养猪协会剥削百姓的问题：乡长组织养猪协会，农民养猪，必须由协会统一进饲料（当然是高价摊派），百姓养的猪也必须统一卖给协会，不得私自屠宰或者到市场上卖。卢周来先生的分析是，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不公平贸易（国际贸易）的影子，他说，只要是初级产品，就必然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卢周来先生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而在于地方政府“越位”。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称为“守夜人”，现代经济学更多地称之为“裁判员”，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市场的交易活动，而应该去维护市场秩序，是游戏规则的监督者。当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还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行事，搞什么协会，名义上是为百姓说话，实质上却盘剥百姓，而且，这比征收税费隐蔽，更容易实施。这种“越位”，苦了广大老百姓，使百姓遭受损失。
看来，“养猪协会”及其带来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贸易问题，是体制问题。
（2）经济学为谁服务？卢周来先生在《富人与穷人》一文中说，经济学都是为某个阶层服务的，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
我在《经济学为谁服务？》一文中说过，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并没有什么阶级色彩。譬如需求定律说的是：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了，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有效需求数量将下降。这个定律，能看出它的阶级性？不能。
我将经济学看做是工具，解决人类选择难题的工具。但是，使用工具的人不同，他的作用不一样，阶级性在这个时候也许就体现出来了。作个类比：一把刀，在农民手中，它就是砍柴刀；在屠夫手中，它就是宰牛刀；在土匪手中，它就是杀人的刀。但是，刀还是那把刀。
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的部分，其实是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理论。例如，彩电价格上涨了，站在消费者角度的经济学家可能坚决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买同样的彩电付出的代价更高；站在厂商（包括生产者和销售商家）角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应该涨价，因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所以，为什么经济学家的观点经常不一致，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美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阶层或阶级）不同。
（3）需求定律。卢周来先生在《点评乡下姑姑来信》中说，猪的价格下降，他的姑姑反而增加了猪的饲养数量。他认为，这个现象是一般需求定律无法解释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的姑姑要保持一定的收入，所以才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普通的个人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以，价格下降，他要保持收入不变或者收入增加，就必须增加产量。产量增加了，在现有价格下，销量将相应地增加，收入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在坐标图上表现为供给曲线的移动。卢周来先生显然是将“供给”与“供给量”混淆了。
总之，在我看来，运用经济学解释或者分析实际问题，需要尽可能地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说话。如果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感性分析，恐怕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途径。
2002年9月18日
卡尔·门格尔的影子（1）
卡尔·门格尔的影子——读朱锡庆的《有场景的经济学》
朱锡庆先生的副产品观点乃至其方法论，都暗含着门格尔的无目的秩序（或非意图秩序）的影子。“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无意识行为的副产品”，这与门格尔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往往是源于一大群人的非意图行为”并无二致。
我最早知道朱锡庆，是夏业良向张五常“发难”之后，朱锡庆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插路标的张五常》。后来，我听说，张五常对朱先生评价很高。
前一段时间，我又听到不同的说法。一位经济学教授跟我说，朱锡庆没有什么著作，写的文章都是随笔，算不上什么学术作品。但是，我看了锡庆先生的文集《有场景的经济学》，发现他的文章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随笔”。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随笔是“一种散文体裁，表现形式灵活自由，篇幅短小，可以抒情、叙事或评论。”而锡庆先生的文章，大多是从街头巷尾的一些现象中观察，试图寻找价格安排的新形式，以及解释制度的形成。当然，锡庆先生表达思想的方法是随笔形式的。
关于学术，我向来不在意什么形式。就经济学而言，表达的方式有：语言文字、数学公式、图表等。我记得萨缪尔森说过，这些表达形式是等价的。哪种表达形式更加精确，我们无法下定论。譬如说数学，很多人认为它是最精确的，但是美国的哲学家威廉·巴雷特的分析结论表明，数学家永远无法证明数学的始终一致性。活跃在当代博弈论理论领域中的“四君子”之一的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指出：“词语是任何经济模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经济模型与一个纯数学模型的实质性的差异就在于，经济模型是数学结构与解释的组合。”“纳什公式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抽象含义，而与其可检验性无关。数字的使用……使模型的含义变得模糊，而且创造了一种幻觉，使人们误认为这可以得出数量结果。”
锡庆先生的这本文集，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是方法论。在我看来，他的方法是经验的。譬如，他谈到的地板店佯卖伎俩、雁荡山上的拍照人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我们可能熟视无睹的现象。从众多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这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之一归纳法。霍里斯和内尔归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十条准则，第一条就是——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当前一些经济学者偏重于演绎法，单纯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这有点过头。如林毅夫先生所言，他们已经走上了玩弄技巧的道路。实际上，演绎法的基本假定离不开归纳。所以，只有结合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加科学。
二是观点。锡庆先生通过多种现象的分析，得出结论（“悟”到），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行为的副产品。譬如，一个儿童因为贪玩，无意中对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