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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蛛网理论的价格预期方程并没有考虑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只是简单地把前一期的市场价格作为本期的市场价格，因而，这种价格预期只能被称为静态预期。但很显然，在现实中，预期不可能是静态的。
（5）从逻辑上退一步讲，假设我们认为蛛网理论是正确的，会导致发散的蛛网效应，导致粮食价格大起大落，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采取价格管制的必要，因为，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现实环境中像蛛网理论所说的会出现市场大幅波动的机会已经很小。事实上，设立期货以及其他衍生工具市场的原意，正是为了减少市场波动。
2002年8月9日
何来 “危险信号”？（1）
何来 “危险信号”？——就土地拍卖问题与包宗华先生商榷
包先生所谓的“危险信号”并非土地拍卖所致，土地拍卖是不能限价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地价决定房价”（反之，也不对）。中国也许需要吸取日本的“泡沫经济”的教训，但问题是，日本的“泡沫”并不是土地拍卖这种价格安排方式所致。
在2004年6月9日的《中国房地产报》上，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包宗华先生发表了题为《土地拍卖“拍”出的危险信号》（以下简称为“包文”）。包先生认为，中国的土地拍卖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个危险信号——大幅度地提高地价并殃及房价，开始产生一种“不全面”的扶强抑弱作用，进一步揭开了亏损、微利、暴利行业之谜，许多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执行土地政策的偏差等等。
我不反对奇谈怪论，相反，如果其行文具备充分的论据，论证在逻辑上前后呼应，可以自圆其说，不失为读者欢迎的“一家之言”，我是非常赞赏的。但是，观点没有什么新意，又缺乏中立，行文中倾向于为某个利益集团正名、抱不平、唱赞歌，则不是学者所为。
对包先生的论点和论证方法，在下不才，斗胆商榷，请多指教。
土地拍卖需要限价吗？
包文第一部分说：“拍卖没有最高限价，只要有竞拍者举牌，就不能停拍，因而很容易哄抬出高价。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当前的特殊情况，高价来自中国的土地十分紧缺和人们对土地总会不断涨价的‘认识’，而在拍卖过程中，还缺乏调控价格过高的办法。这就是近年来许多土地拍卖拍出高价的主要原因。”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土地拍卖要不要最高限价？
我的答案是：否。一般地，拍卖的规则是“价高者得”，限价了，还能称之为拍卖吗？抛开这一点不论，限价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措施，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土地价格为每亩50万元的时候，有很多单位用不起地。当价格降低到每亩30万元的时候，增加了一部分能够支付这个费用的单位，但土地供应量无法有大的改变。所以，以前是10家单位抢购一块地，现在变成了20家或更多，那么，这块地出让给谁？政府必然要先确定一定的配置规则。用排队的方法肯定会凭空增加排队的成本，一些单位还可能采取种种措施寻租，以实现插队并获取土地的目的。况且，一家单位在地价为每亩（1亩=公顷）50万元的时候，能买得起100亩；当价格降低到每亩30万元，则能买亩。这样，排在前面的单位增加购买量，后面的单位反而买不到土地了。如果限定每个单位只能购买1亩地，那么，除了增加排队成本外，土地利用效率将降低。对于很多单位而言，地便宜了，支付少了，利用效率却要打折扣。比如说，你买一辆汽车，花10万元同花5万元，对车的“心疼”程度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一些单位可能利用政策空间炒地皮。只要人为限价，不论土地按什么样的规则分配，都会因为供不应求而在短期内卖光，后来的用地者即使需求迫切，购买力强劲，也只能望“地”兴叹。
地价决定房价吗？
在包文第一部分，包先生讲完土地拍卖推高地价的观点之后，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证明，然后继续引申说——“地价大幅度提高必然大幅度提高房价，最终都要摊到购房居民头上。地价大幅度提高还会大面积冲击房地产市场，首先是与这一地块相邻的楼盘会受其影响而纷纷涨价，然后再向四周辐射。”
这种观点，其实是成本决定价格论。按照成本法的定义：成本法是以得到现在不动产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作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和应缴纳的税费来确定其价格的一种方法。而业内人士大都知道，开发商通过“招拍挂”这种方式去竞价而得某块土地时，他在最终确定他为取得这块土地而愿意付出的最大价钱时，他通常是应用剩余法去作测算的。而剩余法从严禁意义上来说，无非是成本法的一个变形。虽然，它同剩余法也有所不同，那就是，它需要对未来的房价作个预测，但这并不影响它从本质上来讲依然属于成本法。认为地价高导致开发成本上升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观点，犯了计划经济时代通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逻辑错误。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假设，一家开发商能分文不花地拿到一块地，他最后卖的房价，还是会与那块地周边房产的现行价格相当。这种现象很普遍。
土地拍卖是“扶强抑弱”，但不能狭隘地理解
包文第二部分说，“我国当前的土地拍卖，是拥有强大资金（不能与综合素质高完全划等号）的企业战胜弱的，只能说是在产生着一种‘不全面’的扶强抑弱作用”。他举例说：“最近我到一个中等城市调查，得知该市去年拍卖的土地，全被来自大城市的实力强的房地产企业所拍走，本市企业因‘实力’不足，只好‘望洋兴叹’。这个城市有位业内人士说，长此以往，本地许多企业将因为无力竞拍土地‘无米难为炊’而被淘汰。”
我对包先生的这个观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们实行市场经济10多年了，按道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了，可是包先生还在狭隘地坚持“小圈子利益”和“诸侯经济”的观念。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优胜劣汰，没有生存能力（或者实力）的企业被淘汰，再也正常不过，否则，怎么会提高效率呢？市场经济不是养老院，不是福利院，如果让任何水平的企业长生不老，那么，这个市场是缺乏竞争力的，更是缺乏效率的。君不见，传统的国有企业大多缺乏效率，就在于这些企业缺乏退出市场的机制，从而机制僵化。至于小圈子的利益，第一，我不认为对当地利益有什么损失，因为，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因为高水平企业的加入，市场的容量大大提升，竞争能力也得到提高，从而整体经济效益也会提高，于是，当地的税收、百姓的福祉等等也相应得到提高。如果维持在低层次、低水平的竞争档次上，当地房地产业的发展步伐将大大缩减，甚至停滞不前。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哪怕当地利益受到损失（一般不会），但对于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的发育也是良好的，破除了地方保护，对于净化市场，意义重大。第三，当地能力不够的房地产企业利益受损，与当地整体经济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陈代谢的必然过程，不值得大惊小怪。
何来 “危险信号”？（2）
房地产不是“暴利行业”吗？
包文第三部分说，“1996年至2003年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统计表明，有3年（1997年至1999年）为全行业亏损。在不亏损的另外5年中，最高的2002年全行业平均利润也只有％。”于是得出房地产不是暴利行业的结论，并指出房地产其实是微利或者亏损的行业，他认为，比重最大的原因是，我国有32000多个房地产企业，与有限的土地供应和房地产开发任务相比，一直处于“僧多粥少” 的局面，一多半弄不到土地的企业，常年窝工亏损。但是，他们宁愿背着亏损的重担而不宣布停业或破产，主要是想有朝一日弄到土地而东山再起。
我想问包先生两个问题：第一，统计出来的结果是否可信？包先生的统计数据从何而来？第二，在我的记忆中，早在实行土地拍卖之前的三四年，就有房地产商在媒体上抱怨说他们是亏损的。而且，如果土地拍卖挤压了房地产商的利润空间，直至让其亏损，那么，为什么在2003年10月发布的“福布斯2003年中国内地富豪榜